黄文弼的学术转向与时代风潮

黄文弼在内蒙古考察途中（1928）。（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图）

黄文弼的转向

我的兴趣是学术史和思想史，对西北考古是外行，写这篇文章来讨论黄文弼，实在有些偶然。这里我想讲的，不是黄文弼（1893-1966）的西北考古，而是我们怎样在东西学术竞争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大潮流中，重新去理解黄文弼及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西北考古事业。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关注黄文弼，是因为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前些年我给学生上一门课，可以叫做“伪装成艺术史的文化史”，其中一讲涉及著名的永乐宫道教壁画，一查资料，发现最早对山西南部的永乐宫和兴化寺作历史调查的，原来除了李济先生之外，就是黄文弼，他有两篇涉及永乐宫的论文，发表在1926年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算是最早研究永乐宫壁画的文献。那时候，他告别了大学时代从事的宋明理学研究，转向艺术史，因为在当时，随着各种遗迹考察热，艺术史正是大有前途的领域。

可是，他又很快告别艺术史，转向了西北的考古学。那么，为什么他会毅然决然地去那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北，最终成了西北考古的先驱？

1930年1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部分成员在迪化气象站合影。左起：白万玉、龚元忠、李宪之、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 （资料图/图）

西洋和东洋的刺激

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西北史地逐渐被中国学界重视，是清代中后期。王国维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新”，就指这个领域，他说，当时的学人风气是“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陈寅恪也曾回忆说，他小的时候，老辈学者聚在一起，不是谈今文经学就是谈西北史地，这是当时的潮流。不过，那时候尽管也偶有去过西北的（如祁韵士、徐松），但大多数学者还是纸上谈兵，在地图与文字间卧游，从文献里谈回疆和蒙古，还不算是现代的实地考古和调查。

但是到了1927年，黄文弼一行和斯文·赫定一起去西北，通过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来研究西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变化。那么，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从学术史角度，首先就要说到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刺激。我在《亚洲史的学术史》讲义中说到，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东方学关于亚洲研究有五大变化：

第一，是超越汉族中国的范围，拓展出西域与南海之学，也叫四裔之学，涉及蒙古、中亚与新疆、西藏、满洲、琉球与台湾、东南亚。第二，是历史与语言的结合，由于范围超越了汉族区域，因此必然发掘和研究四裔使用的语言文字。第三，用力于中国与周边之交往，因而特别注重古史中的四夷史料。第四，传教士的传统影响，使他们深入实际的宗教与社会领域。第五，不仅仅围绕精英经典文献，也重视边缘资料的调查与发现。

这里面除了第四项之外，西北也就是西域之学，多种语言，中外交往，边缘资料，都和西北历史地理文化有关。特别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