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金砌就七宝楼台

文史学者艾俊川。 （丰智慧/图）

曾国藩把学问分为四类：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和考据之学。对于这四种学问的定义，曾国藩解释说：“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曾国藩的说法应是本自姚鼐，不过姚鼐只把学问分为三大类：义理、词章和考据。此后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转述其师的话时，也谈到了这三类学问，不过将“考据”改为了“考核”。想来曾国藩是综合这些说法，再加上他的理解，增加了经济之学，这里所说的“经济”与今日的理解略有差异，此指儒家所讲求的事功，正因他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才能在危机时刻挽狂澜于既倒。但曾国藩并不认为，经济之学可以涵盖一切，他仍然以书生本色，将此学与另三学并列，可见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不缺少考据之学。

何为考据之学，前人之述备矣。我看到最简洁的一种解释是将三者与真、善、美相对应，考据求真，义理求善，词章求美。在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唯有清学以考据学为主体，做这种学问需要原原本本，朴实无华，故又有“朴学”之称。为此朴学家们大多是皓首穷经，他们的研究成果质胜于量，正如顾炎武所言：“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乃乾嘉学派的奠基人，他将考据之学比喻成采铜于山。常人皆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敷演成文，在顾炎武看来，不过是收旧钱废铜予以重新铸造，而采铜于山则是挖矿，其难度远比前者要大得多，故有人问他的《日知录》近来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