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复刊前后

《历史研究》在“文革”后期复刊，目的是“批林批孔”，还是为了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抑或兼而有之？“四人帮”在此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且听知情人的回忆

《历史研究》杂志于1954年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而停刊，1974年复刊后延续至今。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它不仅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

“文革”末期的《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于1974年复刊，当年只出一期，文章目录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历史》、《农民反孔斗争史话》、《论曹操的法治路线》等等，均是诸如此类的文章。

其后的1975年至1976年，每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内容大率如此。如1976年第三期目录：《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历代关于商鞅变法的两派论争》、《政治谣言与篡权复辟》，等等。第四期目录：《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第二国际的投降主义》、《论孔丘的反动“仁学”》、《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汪精卫》，等等。

像这样的所谓“历史研究”文章，今天看来真是惨不忍睹，说是史学，其实连史学的边都不沾；称之为典型“文革”风格的“大批判文章”，则名副其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倘若从历史的发展来回顾，无疑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那段时间虽已是“文革”末期，但恰恰是“四人帮”的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最为险恶的时期，报刊杂志自会深受其影响，而学术研究当然是连影子也谈不上。

但十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在一片肃杀萧索之中，偶尔也会夹杂一两篇与此浑然不类的文章，像《试论原始公社末期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我国古代神话探索天文学的起源》等，似乎都带有几分学术味道，也很少含有大批判内容，与其他纯粹的大批判文章明显不同。

何以如此？这样的文章在当时的环境中究竟是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刊出的？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幸读到陈铁健先生所撰《绿竹水南集》中的一段回忆，才恍然大悟：

1975年夏秋之际，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迟群主管的《历史研究》重新交还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他从近代史所借调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因无意做编辑而拖延了一段，去时已是初冬时节。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气氛中，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只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原来如此！原来我看到的“带有几分学术味道、与其他纯粹的大批判文章明显不同”的文章，都是在当时那样险恶形势下的编辑们，力图“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的努力的结果。而从其后陈铁健先生在“批邓反右”中挨整、又于不幸中而有幸“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的遭际中，亦不难看出这种努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小环境背景。这种努力真是何等的不易和可钦可佩！却又是何等的无力和有限！它既体现了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不甘屈服于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