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村民小组长的烦恼丨记者过年
多年前我关心村民集体安置房的事情，引起村镇多级领导联合反感以及各路亲戚集体反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究竟是对是错，是好事还是坏事？
责任编辑：李慕琰
村里部分拆迁后建成的安置房。
人到齐后，酒席就开始了，普通的家用四人方形饭桌上肩并肩地挤下了九个人，其中多半都年过半百，是儿时玩伴们的父亲。不会喝酒的我一声不吭地夹在中间，看着他们倒酒、劝酒，带有基础病的人们还聊起自己如何多年不喝酒了。
明明没人喜欢喝酒，却都要喝，这种看似矛盾的事情在人情社会里却显得合理，只不过合得是所谓人情的道理。2023年新年刚过，我就在自家参加了这样一场没有预期的新年聚会。之所以说没有预期，是因为一来聚会不是我发起的，二来主题只说是喝酒闲聊，三来我从未在过年参加过类似的聚会。实际上，我因为疫情两年没有回家，在村里的存在感不强，过去十年间，基本只逢过年偶尔回一次乡，村里各种婚丧嫁娶等公共生活基本上都缺席了。
我难得回村也成了这次新年聚会活动的主要理由，趁着我回来的空，村前任小组长发出倡议，建议父亲组织一个喝酒聊天的聚会。我既不会喝酒，也不爱人多的聚会，父亲来询问意见时，我首先便问及聚会的原因。得知是许久不见为了闲聊，以及“都是一个队的，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同意了参与这次聚会。
队是生产队的简称，源于人民公社时期，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都是中国农村治理架构中最末梢的一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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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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