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如何在都市生存？社会学者严飞的“都市新蓝领”调查

广州，工地上搭架子的工人。 （视觉中国/图）

202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组建了“都市新蓝领”课题组，把目光投向了一、二线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内嵌在大城市公共生活运转系统中，却常常被忽视。严飞试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半径，找到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外来务工者。他和家政阿姨、菜场的菜贩、小区物业、装修工人像朋友一样聊天，一点点拼凑他们的私人生活史。

田野对象里，军军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都市新蓝领”。严飞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远在14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念书。军军的父亲是一名北漂装窗工人，从小学到高中，军军一直留守在老家。2020年高考，军军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传媒大学，心愿很朴素：中传的校址离父母住的双桥近，一家人可以在北京团聚。最后，军军被本省一所农学院校的冷门专业录取，他考虑再三，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一名新北漂。

刚来北京时，军军做过小区保安、超市拉货员，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但都无法长久做下去。“工作强度太大”，严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的特质，“出生在城市里，不会像父辈一样做初级劳动力的重体力活”。军军告诉严飞，他刚来北京时，最喜欢加缪的《异乡人》，“毕竟是外地人来到北京，会觉得自己就是异乡人”。

军军的爷爷是第一代装窗工人，从江西跑到浙江，父亲留在当地读书，长大后继承了爷爷装窗户的行当。如今，军军也子承父业，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装窗工人。

2022年4月底到7月，因为疫情，军军一家在双桥的小门店关了很长时间。和军军交流时，严飞感觉到对面的年轻人流露出想读书的念头，但既然已经走出学校，再回去不符合主流趋势，“大家都出去打工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回来读书？”

期望又传导到军军的下一代身上。军军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可以留在身边，不用像他一样变成留守儿童。

严飞将这些观察写进新书《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里。2022年12月，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是盲目地流动”

南方周末：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北京，来自江西的做门窗的，大多聚集在朝阳的管庄；来自安徽的做装潢的，大多集聚在顺义的李桥村和半壁店……为什么会产生类似的地域聚集现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些城中村的功能是什么？

严飞：1990年代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标记就是“盲流”，盲目的流动。但其实他们从来都不是盲目地流动，一定是基于乡缘、业缘、地缘、宗缘、血缘这样传统的纽带，有目的地流动。一定是传帮带，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来到这里打工，所以我也会来打工，慢慢地大家就汇聚在一起，同乡聚居就形成独特的乡缘社区。乡缘社区一开始是一个小的社区，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