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锵锵窦文涛

我们节目字幕里打“本节目言论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说，“本人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管它代表什么立场

“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

我小时候没想过做记者、当主持人。高中时是个文学青年，还想写小说拿诺贝尔奖呢。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想，要当作家有两条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读万卷书这事只要有个图书馆就行，不必非得上中文系，我得找个能让我免费行万里路的职业，就报新闻系了。所谓理想，就是当时这么个乱七八糟的想法。

上了新闻系以后又变了，看了一些书，什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记者产生向往，像索尔兹伯里、法拉奇。

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嘛，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就是考试的时候回来，三年级就出去实习了，大四几乎在广东干了一学期，反正我是挺有收获的。

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以为我肯定是做幕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广东电台少儿组，组长是余瑞金大姐，她说你可以做主持人。我经历了中国广播从录播到直播的转变，直播的时候对主持人的反应就有要求了。我常给组里女同事看手相，聊聊人家老公什么的，正好那时候要推出一个直播热线电话节目叫《家庭咏叹调》，大姐发现这小伙儿挺能白话家长里短的，就让我当了主持人。

那时我才发现我能做主持人，还正好符合当年中国最牛主持人的条件：就是说自编自导自播自剪，这些我都能干。

后来到了凤凰，做节目我脑子里得多根弦，要注意说多错多，祸从口出。有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得罪谁了。说实在的，压力不仅来自上面，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下面，甚至来自对面。

其实我是胆子非常小的人，最早的时候做《锵锵三人行》，基本上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凤凰还没网站，也没今天这么大影响，大陆观众来信寄到香港也贵，香港更没什么人看这个普通话台，所以是一种不了解观众反响的状态，说了就说了，在大陆观众里头闹出什么事儿我根本不清楚。所谓“黄段子”就是那时候讲的，无知者无畏吧。

其实那个时候黄段子占的比例极小，但后来得知影响不小，因为碰了禁忌。我一直有个念头，就是让这个节目永远接近真正私底下的聊天，无限接近。聊天就要在生活中找根据，那个时候饭桌上大家都爱讲黄段子，我也就记下来在电视上说了。港台电视里有情色男女的内容，我也觉得只要别露骨讲讲无所谓，娱乐嘛，甚至都不大想到这成人笑话在大陆电视里是前所未有的。后来想当时不知多少人骂我下流，亏得那时候几乎听不到大陆方面的反应，要听得到，即便不同意我也不会再讲了，我怕惹事。刘长乐老板度量太大了，后来才知道他为这事帮我扛着很大压力。

后来也就不讲黄段子了，倒不是因为觉得不对，而是兴趣变了。现在跟朋友们聊天也很少讲这些了，什么东西老讲老讲也就腻了。我说段子的本领不高明，留下这么个名声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因为我讲得早。但不得不承认，不管好名坏名，黄段子在《锵锵三人行》早期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的过程中起了刺激作用，所以说资本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一个东西最初火起来好像总得干点犯规的事儿。

所以我说，《锵锵》10年就是一个小混混逐渐被社会化的过程。在你影响扩大的时候，社会总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要改造你，不能让你像初生婴儿一样赤裸裸。

从我知道有观众那天开始，就很难避开虚伪了。文道说，虚伪不是坏事，没点虚伪人类社会就成动物世界了，也有道理。你说我这个笑有没有表演的痕迹，我曾经以为上台是不用演戏的，但这个社会让你必须这样，所以只能追求当个好演员。但好演员不等于虚伪，真听真看真感觉，你能不能在节目中调动起真情实感？这就叫一种职业情感吧。在录像的时候，说起出租车司机的惨况，说起地震灾民，你确实会动感情啊，人非草木嘛。不过下班了回到私人生活里，这些我就放下了。我给你数数我这些年的外号——“天下第一黄”、“小痞子”、“包青天”（因主持《文涛拍案》），你看多矛盾。叫我“包青天”把我吓着了。这意味着你可以审判人，但是你有什么资格审判人？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人。还叫我“拉皮条的”、“话痨”，哪个是我呢？都可以，朋友给我一外号就叫“都（窦）可以”，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正好帮我看透名声是什么东西，我又是什么东西。

2005年，采访“中华小姐环球大赛”选手

即兴、随兴，然后尽兴

《锵锵》它有一个根，很好玩，等于把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就是聊天，搬上电视。你看典型的西方电视节目，程序严格，角色清晰，分工明确，主持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有聊天，主持人也不像主持人，嘉宾也不像嘉宾，界限模糊了，跑题跑不停，就是跟着感觉走。

大家都在问我一个节目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板说做就做，说不做也就不做了。我是个打工的，他认为有价值我就要做，他让我做一辈子我就做一辈子，他让我下课那你明天就见不着我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观众会喜欢它多久，这我不知道，也不能控制，只要还有观众需要，我永远做不完。因为话题是跟着新闻走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你得又变又不变。你变得急了，可能丢了老味道。不变，又怕大家疲了。媒体实际上是不断出错又不断纠错的过程。我无往不在错误之中，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碰了壁再往回找，左摇右摆老想找平衡。可你永远踩不上正点儿。

我这个人耳朵软，没主见没远见没定见，爱犹豫，什么人都能影响我，谁说我都听。平常做节目，没人说我就按自己的来，有人说我就尽量采纳，好听点叫海纳百川，其实就是大杂烩。“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话是骂人的，可我老觉得说的像我。墙头草随风倒，在我身上能反映各种风向这也不错。

我老跟组里说，咱这节目每天一集，一年300多集，足够把每种路线都装进来试试。可能是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失去，最好没一个人不满意，包括我自己。我想既然是吃开口饭的，有一个观众不满意那也总是我本事不够吧。看样子一辈子也不能够了。

可还是要求发展嘛，形势比人强，推着你往前走。就我个人来说，以保住饭碗为底线，我没盼着有多么火，也不希望有多么成功，我定位这是一个小众节目，但媒体还是有贪心，恨不能影响力铺天盖地。凤凰实际就是在言论上有一定自由空间，特别是在时政方面，如果这空间你不用，就等于现成的便宜你不捡。

（梁）文道、（许）子东和我仨人就是“老友记”，有时候我说了一段话，我心里希望下面文道说什么，往往文道接下去还真就是说什么，你看这默契别人很难代替，我们仨也算心连心艺术团吧。如果这个节目是每周一集，那继续“老友记”也许还行，但几乎每天一集，这么大的量，一年300集光靠我们仨明显不够。所以还有像（孟）广美啊吴淡如啊，女嘉宾会给节目增加软性的轻松的元素，太需要了也太难找了。

北京的嘉宾我认为很有价值，他们做的节目少了过去的味道，但有另一番味道。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