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门”不破，“取保难”难解丨法眼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宪法主题公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浮雕。 （人民视觉/图）

“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近日，“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这句新话引起热议。乐观者认为，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从“可以”变为“应当”，再次传递出最高司法机关少捕慎押、试图破解“取保难”的信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刑事司法议题的破解，固然离不开新规的催化，但又不是哪部新规可以一蹴而就。具体到“取保难”，在笔者看来，破题之道依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激活某些沉睡的法条，注重收集、审查“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证据，二是优化考核制度、容错机制以及办案模式，破除取保候审环节的“隐形门”“玻璃门”现象。

“社会危险性”靠证据还是靠推测

从文义上看，新规中取保候审的核心条件是“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此，实务界一个担忧是，“足以防止”及“社会危险性”都难以界定，办案人员裁量空间过大，易使新规再次落空。

其实，在刑事司法中，“足以”一词并不陌生。例如，抢劫罪中的暴力，通常指高度暴力，需要达到足以压制一般人反抗的程度；乘客殴打司机，必须足以使司机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我们难以找到一种绝对客观的标准，彻底杜绝“足以”这种主观判断。我们只能要求，由于“足以”体现的是具体危险，而非抽象危险，因此需要用证据来证明。

吊诡之处在于，对于事关定罪量刑的、案件实体中的“足以”，办案单位至少知道收集、审查相关证据，而对于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