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本老师和她教过的“苦孩子”

2019年，广西一位贫困生刚刚考上大学，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视觉中国/图）

自1977年恢复高考和高校扩招后，越来越多寒门学子得以走出乡村和小镇，奔向城市，被现代生活接纳，全社会弥漫着一种风潮：凭借高考改变命运，重塑自己的生活。

2017年年初，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艾苓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公开寻找千禧年后在籍和已毕业的贫困生，试图了解他们的命运轨迹。这所建校69年的地方普通院校，2004年实现了专升本，2000-2020年有42768人在此毕业。

艾苓是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2005年重回母校任教。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接触到超过3000名学生，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依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大学学业。这些学生也并非别人口中的“寒门贵子”，拼尽全力后只是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多数人也并没有鱼跃龙门，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

艾苓称这群人为“摸爬式努力”者，“他们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没有家庭资源和名校光环，毕业求职、结婚买房，前进的每一步都泥泞不堪。艾苓有许多急切关心的问题：你们从哪里来？过去的生活是怎样的？大学是怎么度过的？毕业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接受访谈的人数最终超过了两百个，艾苓不再满足于线上交流，她乘坐交通工具来往于黑龙江和中西部、东部各省市，“力所能及去面谈”，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领着艾苓来到家里，来到小区，一层层登上楼梯，推开房门看看自己如今的生活。

“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总是令艾苓感到欣慰的时刻。有一次，她在凌晨抵达一个女生家，小区的房子有些年头，两室一厅，丈夫和儿子已经在房间里睡下。艾苓与她深夜畅谈，自然聊到过去的贫困与不易，“她走出来了，有住的地方，有可以遮雨避寒的地方，很好了，够了”。

2022年9月，《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出版，艾苓用50个故事讲述了那些少人问津的贫困学生的人生。一个如今生活十分幸福的女生，讲起当年的贫困经历仍然忍不住落泪，认为“就像曾经被狗咬过，看见狗就紧张，又回到被狗咬的那个年龄”。另一位受访者对艾苓更是直言不讳，“永远不会感谢贫穷”，因为自己不经历贫穷，一样能够成长。“我感觉到，贫困带来的伤痛还时不时会在一些人的内心中隐隐作痛。”艾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艾苓从2017年初开始发布贫困生调查。在她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接触到超过3000名学生，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 （受访者供图/图）

“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

平时与学生聊天，艾苓很少谈及贫困这个话题，更多的是学业和未来。贫困生担心受到歧视，不愿意太多人知道他们的过去，更不愿当众揭开伤疤。艾苓初听那些更详细的“贫困故事”，“强烈震撼”。

这些故事大多数与饥饿挂钩。比如，一日三餐。一位贫困生说，四个月的时间只消费了六百多块钱。艾苓心疼地问，你能吃饱吗？学生说，能吃饱。在学校的档口，一块钱可以买到土豆条、豆腐、白菜等，再打上七毛钱的米饭，就可以吃一顿。有时候，中午打零工太忙顾不得午饭，便省下了一顿饭。她基本上不会在外面吃饭，也不参加任何的聚会。

一位2005届的80后毕业生，家在黑龙江某县最穷的村子，又是最穷的户。姐弟四人，三个姐姐先后辍学，他成为家里唯一读书的孩子。在父亲工作的供销社的打更房里，他在小黑屋的墙壁上写下单词和数学公式。当时，1200名乡镇应届初中毕业生竞争县一中50个名额，甚至比考上大学还要艰难，他成为其中之一。

学业对他们的人生往往意义非凡。一位2010届的山东毕业生中考失败后，回家放羊，每天把羊群赶到树荫里，然后开始看书。他看《平凡的世界》，和孙少平一样心有不甘。妈妈早年因肝病病重而自杀，爸爸也在随后几年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