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村：张爱玲来到香港之后

（香港大学文学院提供/图）

一间对着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海景，阳光，纯白书架，让人难以拒绝。办公室位于香港大学，疫情期间，校园基本关闭，按要求都转到线上教学，黄心村割舍不下，仍每天前来办公。校道里几乎碰不见人，弥漫着难以想象的寂静。

唯一和她常见面的，是学校档案馆的档案员。为了筹备2020张爱玲百年诞辰的文献展，黄心村决意要把在港大能找到的与之有关的资料通通找出来。档案馆空间狭小，学校又规定居家办公，每回递入资料检索请求，心里都充满了愧疚。档案员那一年“被我折磨坏了”。

这些资料里的一小部分最后放进张爱玲当年在隆隆炮火之下看书的冯平山图书馆里的一个小房间呈现，包括她在港大三年间的成绩单、学籍证明、得奖学金的文件，以及宿舍、周边环境、各科老师的资料以及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必读书单。

挖掘出书单的那一刻，黄心村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下去的课题，绝不能止步于展览结束。展览只是呈现了冰山一角，完整的样貌必须系统地用文字再现。“这些资料是线索，打开了一个尚未发掘的世界，让我们想到张爱玲写作的参照系并不只是汉语文学，她写作面向的其实是世界。如果没有看到她最早上大学时候的材料、对当年所说的教育和当年香港特殊的文化气氛没有足够的了解，是没有办法了解她写作的面向的。她在世界文学里面的那个定位，对我来讲是一个在崭新框架里重启张爱玲研究。”

一直知道港大是张爱玲的母校，但这些尘封的一叠叠故纸赋予了她全新的旁观视角。黄心村突然明白，这是张爱玲的香港大学，这不是别人的香港大学。

她去山上走一圈，去圣母堂女生宿舍的旧址，然后又沿着下山道走回张爱玲的校园。此前也走过，但没有下意识地把它当作“一条张爱玲的路”来走，即便当年的土路早已被沥青取代，了解了彼时的生活环境之后，还是“突然有了感觉”。“回到校园里不断地去冯平山图书馆、本部大楼等保留得很好的她当年出没的地方，都有感觉了。”

在强烈感觉的推动下，她想到进一步用文字将这些有意思的材料串起来。一开始写了一篇受张爱玲《烬余录》启发的《劫灰烬余》，“写完文章又觉得言犹未尽，我觉得这里面每一点我都可以展开写。比如说历史教授佛朗士（张爱玲形容他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以及文学教授许地山（理由是许先生从小在岭南长大，闯过南洋，也去过北地，游学到新大陆，又渡海到了英伦，辗转再回到华洋杂居的香港，并以一个崭新的文学史观重读经典，传授经典。张爱玲在许地山课堂上读到的文学经典是焕然一新的经典）——不得了，背景都深厚得很，所以就写了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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