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以普通的底层的边缘人的视角书写历史

（本刊记者 梁辰/图）

7月25日上午，历史学家罗新背着十四五公斤重的行囊，和儿子罗炅、旅行作家保罗·萨洛佩科从位于四川广汉县的三星堆遗址出发，向彭州方向挺进。

在烈日的暴晒下，路面变得滚烫起来，双脚好像踩在火山上一样感到火辣辣，歇脚时脱下袜子，发现脚皮长出了大大小小的水泡。

行进七八公里后，他们来到了广汉和彭州交界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休息。在小镇上闲逛时，罗新忽然发现了一家茶馆，有好多人在里头喝茶打麻将，煞是热闹，他想进去歇个脚。没想到茶馆老板挡在了门口，并向罗新摇手，示意他离开。罗新感到不解，问为什么要让他走。此时，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很客气，连说了几个对不起，露出很难过的神色，说因为你们是外地人，我们现在要防疫，你们必须出去。”

8月底，坐在京城家中的书房里，晒得黝黑的罗新回忆起那一刻的感受，“有那么一点点被伤害到。”“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这两三年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但还没有因为你是外地人被这样的态度对待过。”

行走、疫情和人类学视角

从小镇茶馆被赶出来，罗新就把自己不愉快的遭遇告诉了正在街上拍摄的萨洛佩科。

7月中旬，自己的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面世后，罗新就跑到四川来见这位已关注了七八年的“偶像”、两获普利策奖的著名旅行作家，跟随他进行为期三周的徒步旅行。自2013年起，萨洛佩科在美国《国家地理》的资助下，开始了一个名为“走出伊甸园”的全球徒步项目。他从东非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最终到达南美的火地岛。2021年4月，他从云南入境中国。

听完了罗新的茶馆遭遇，萨洛佩科平静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今年4月，他从雅安出发，步行到靠近成都时，疫情变得紧张起来。经过一些镇子时，他常常遭遇很不友好的对待：有人一看到他就立刻把店铺门拉上、不让他买东西，有人不准许这位老外从他们的街道上通过，等等。刚开始，他也常常有被伤害的感受，直到他把遭遇告诉他在美国《国家地理》的人类学家朋友们。对方提醒他说：这个时候，你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就有意义了。

“他说，从人类学角度出发，你首先就理解了：这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不是哪个人、哪个文化、哪个国家所独有的——当我们得到的信息非常单一，当我们遭遇到无法解释、个人无法对抗的威胁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就会把自己缩起来，然后把异己的文化、异己的人群、陌生人都排除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获得安全感的办法。”

“然后，你还会发现：虽然这是人类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同样的信息、条件、空间里，不同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你在这一家遇到这样的对待，你到另一家去，也许有人就敞开胸怀接待你，好像他一点也没有受到威胁。同样是四川人，即使是同一个镇上的人，他们的反应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很有趣。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这个事。”

两人交流完后，他们起身又出发，行走了差不多半小时的样子，来到一个村庄。“我说我们就在村子外头歇脚吧，不要进去了，不要到任何人家里去，免得又惹出不高兴的事。”万万没有想到，靠近他们歇脚处的一户农家看见他们坐在外面，马上过来和他们搭话，问他们要不要喝水，还给他们每人摘了一根新鲜的黄瓜，洗干净送过来，“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所以，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这个人更保守，那个人更开放。人的反应很奇怪、很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时刻反应都不一样。这很有趣。”

一路上，罗新观察、感慨着人性的丰富、多样、美好和一些不美好，所见成都平原的富庶，连同路上的酷暑、疲惫，以及常因防疫措施不得不折返的辛劳、每天都要找到当地卫生院做核酸的麻烦，都成为他这一趟徒步旅行的新体验，以及对人在某种历史处境下的理解与思考。

十多年前，一块刻有北魏宫女王钟儿平生的墓志拓片，也是这样吸引了这位历史学家。

2020年疫情暴发后，罗新困守在京城，无法继续“狂野”的旅行考察和写作计划。在北大校园的办公室里，他静下心来，一边动笔写作，一边在空地里翻土种花，终于完成搁置了十余年的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如果说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