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德威:此汉学非彼汉学,小说是一种思维方式

编者按:

全球化时代,融通化解怀疑,交流超越禁锢,无论国别、种族、宗教、习俗有何不同,人类文明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既赓续于一个多元同构的叙事场域,也不断被“他者”的目光凝视和建构,许多域外学者对此作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繁荣了人类文明的多元谱系。

南方周末推出“文明互鉴·海外对话”学者系列访谈,聚焦长期关注中国的海外学者、汉学家,通过对话展示其研究成果,学术人生、中国故事等,为其群像立传,向海内外读者传播其学术成就,以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如今,“中国研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在这个关口重提“汉学”的观念,它应该代表比较积极的面向,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这个意义的“汉学”都和传统定义的“汉学”不太一样。

小说不见得只是审美的问题,也不只是如何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小说是思想的方式,是我们连接世界的方式。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点抽象甚至空洞,却是我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

我的论述题目是《海派文学,又有传人》,将王安忆放在了海派文学的脉络里。结果王安忆回信的开篇就说自己不是海派,当然海派没有什么不好,可她认为自己就不是,和张爱玲也不像……把我这个作者直接怼回来了。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22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王德威,1954年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后遗民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刚过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王德威出现在视频采访界面,比预计的时间稍晚了几分钟,他向大家道歉:“因为台北暴雨突至,家里的阳台随时有被雨水淹没的风险,采访有可能会中断一阵。”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线上学术讨论成了王德威工作的常态,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他已经可以熟练地操作各种会议软件。就在不久前,他还通过网络与中国大陆的评委们参与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选。彼时他正在台北家中度假,等到9月开学再飞回美国,飞行的航程有时候会超过整整一天。这种跨越大洋和语言的旅程,则是王德威多年来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王德威是如今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大陆高校中文系,鲜有人不知道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术观点。

说起自己如何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王德威用了“巧合”两个字来形容。1972年,王德威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整日与欧美文学打交道,当时因为台湾当局“戒严法”的规定,与五四传统有关的书籍基本禁止刊行。但在台大校门口,学生有时能在书摊偷偷买到一些市面上看不到的书,王德威就这样第一次读到了鲁迅。

在那个年代,王德威越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大二的某天,有书商递给王德威一本名字都不清楚的书,但他很快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后来才知道自己读的是《边城》,作者沈从文。1976年,王德威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终于摆脱限制进行大量的阅读,他至今还记得,在感恩节的大雪天哪里也去不了,花了几天几夜看完钱锺书的《围城》后收获的感动。他也惊讶于自己对茅盾这样一位左翼作家的兴趣,并以茅盾的创作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系为题目完成了博士论文。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即显示了自己的阅读指向。

1986年,王德威初入哈佛大学工作。当时,两岸环境都变得开放宽松,王德威在美国接触到不少来访的中国大陆作家,他们的写作对王德威来说是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经验。当时在美国学界,中国现代文学并非显学,研究者的圈子很小,学者们依循一套固定的研究范式。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大家意识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出现了一种新的活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中,王德威是公认的阅读广泛者,他对近年来在大陆崭露头角的作家如数家珍。与此同时,王德威从未停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关注,他认为必须突破局限,看到中国文学传统之外的可能性。在2017年编纂完成的英文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引入了不为大众读者熟知的许多作家作品,呈现华语文学的“众声喧哗”。

这一文学史编纂工作汇聚了全球155位不同立场的学者,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有对话和争论的意味。但这本书出版之后,曾有台湾学者批评王德威“没有立场”。王德威说:“要有一个立场其实不是个难事,但我自认为是钱锺书先生的信徒,是《管锥编》的信徒。历史林林总总地散落各处,我的工作是捡拾碎片,把它拼凑起来,好像把天上的星星做出星座图一样。”

2022年8月25日,借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机会,南方周末记者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王德威。

王德威善于在开放的世界图景中考察中国文学。图为1671年的欧洲版画《咏Y河》,图中出现了中国仙娥形象。在此36年前,明代文献中出现“文学”概念。 (资料图/图)

我珍惜这个“双向交流的位置”

南方周末:第一个问题与身份有关,我们都知道你成长在中文世界,母语也是中文,但多年来生活在美国,多使用英文来做研究,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汉学家”?

王德威:“汉学”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学院因为对东方的好奇所展开的一系列学术探险,以及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和知识的累积。坦白讲,这种定义的“汉学”在区域研究兴起后,到了二十世纪已经逐渐式微了。现在,我们通常喜欢用“中国研究”来做一个广义的对于中国不论古典或现代的学术方向的总称。

但是最近几年,在诸多原因的作用下,“汉学”的观念再次进入了学界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的谈话而言,我认为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希望在政治地理或者主权疆域的“中国”定义之外,重新扩展我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一种知识意义上的考究。

如今,“中国研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在这个关口重提“汉学”的观念,它应该代表比较积极的面向,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这个意义的“汉学”都和传统定义的“汉学”不太一样。这里的“汉”当然不是指“汉人”的“汉”,而是指广义上对于作为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国”的通称。

至于问题的重点,作为一个在双语世界里面研究教学的专业知识分子,我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首先,传统来看,“汉学”不论从学术立场还是文化认同立场来看,它本来是指洋人看中国的学问,而我自己的中国背景以及家人在两岸之间的互动,都让我对两岸的社会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和关怀。

但另外一方面,“汉学”的立场的确给予我从外面看里面,再从里面看外面的一个“双向交流”的位置,我蛮珍惜这样的一个位置。在失去对于古老中国的迷思和想象之后,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里重新定义“汉学”,它要求我们不断保持对复杂的研究对象的关注,而不是以传统汉学家的眼光做出一厢情愿的研究。我可以利用个人在中文世界的优势,更自觉地在“汉学”和“非汉学”之间、在中国和世界之间不断地来往。

南方周末:在强调身份政治的今天,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母语是中文的人更有资格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学呢?

王德威: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不可讳言,我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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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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