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拍的人，被忽视的伤害

（卢俊杰/图）

几个月前，一则有关偷拍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新闻中，一位女主播发现朋友送的镜子里装有偷拍设备。她报警后将此经历分享在社交媒体，却遭到网暴。有人说是炒作，也有人指责她的主播身份，在那些充斥着暴力的言语中，也有一些女孩分享了自己被偷拍的经历。

在移动设备高度发达的时代，偷拍并非难事。只消动动手指头，一段未经许可的影像生成，其后被上传到网络传播，或是定价销售，都远非被拍摄对象的个人意志可以左右。

任何人都可能被偷拍，而这一切与受害人的衣着、样貌没太大关系。虽然偷拍者男女皆有，但根据国内外目前的统计数据，被害人往往以女性占绝大多数。学界将偷拍、偷窥归为影像性暴力的范畴，在众多性暴力犯罪中，偷拍是最日常与隐秘的一种。

关于偷拍，最典型的误解就是：这是件小事。很多人会低估偷拍对受害者的伤害，而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被偷拍者对自己的受害经验感到不知所措，被偷拍之后，她们常常会情绪不稳定、自责、不愿外出，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轻生念头。

一位受害者形容自己被偷拍的经历时说道：“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伤害盖过了一切，它会影响你的情感、身体、工作、人际关系，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个毛细血孔。”

只是，囿于取证与定罪困难、社会观念重视不够，大部分受害者都选择了隐忍。

偷拍不是小事

刘心做娱乐主播三个月有余，每天直播六个小时，她和粉丝聊游戏、谈八卦，却甚少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

虽然从业时间不长，但她始终保持着某种警惕。“我觉得直播一直处在风口浪尖。”她常在经纪公司门口撞见蹲点的粉丝，“在门口偷拍。”

2022年3月，刘心从经纪公司辞职，计划做自由主播。通过公司同事介绍认识的网友张磊听说后，便寄了化妆镜和补光灯等直播工具给她，当作礼物。

她犹豫再三还是收下了。本来想等礼物收齐后，一并道谢和还钱，可还没等到这么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卢俊杰/图）

收到化妆镜后的几天，张磊一直热络地与她聊天，话题总会带到化妆镜。她觉得烦，“怎么总关心我有没有用它？”有次她没回微信，直接收到对方的连环电话，还未开口，对方便急不可耐地解释：“忘记告诉你，这镜子有特殊功能，裸体美颜瘦身。”

刘心意识到不对劲，用螺丝刀撬开化妆镜，看到布满电线的内核，她懵了，将眼前这幕拍下发给学计算机的朋友，朋友说，可能是偷拍装置。听罢，她“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懵，是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偷拍后的第一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惊惧与愤怒。

过去几周，《南方人物周刊》联系了一些被偷拍的女孩，她们中有的在图书馆被偷拍，有的在独居的家中被偷拍。那些场景都是很日常的。

内蒙古女孩坨坨长期独居，两个月前的一晚，她在一楼家中洗澡时，余光瞥到墙壁窗户上多了一只白色手机，她反应了几秒，“整个人都吓傻了”，立刻拉开窗户骂了几句。

偷拍者消失于一片漆黑中。花洒还开着，水流汩汩，出于本能，坨坨将浴室的灯关掉了。她在水流与黑暗中呆站了半小时。

何苗是一位大学生，6月下旬，她在图书馆自习时，对面突然坐下一个男生，拿着手机在书桌上下来回游走。如此重复几次，她起了疑心，径直走过去，发现屏幕里的视频正是穿着紫色裙子的自己。

她向周围疾呼“我被偷拍了”，引来围观者，将二人围在一个圈里。偷拍者狡辩称自己手机掉地上了。向《南方人物周刊》复述这段经历时，何苗仍觉得愤怒。她注意到，自始至终，偷拍者并未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事发前一个月，何苗的学校曾发生另一起偷拍事件—— 一个女生上厕所时被偷拍了，偷拍者被发现后删除了证据，被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

一份针对南京大学在校生、校友和教职员工群体做的《2018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基于对1586份问卷的分析，大部分性骚扰案件均为非接触型性骚扰，其中包括裙底偷拍。

男性也有可能是潜在受害者。一篇聚焦于遭偷拍男性受害经验的研究论文指出，一方面，受限于传统男子气概的框架，男性在被偷拍后陷入“难求助”、“难开口”的处境；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受害者性别脚本往往认为只有女性能成为受害者，男性从未想过自己也会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