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生到民权 从先富到共富

山西农民庆祝取消农业税        游泳/图

    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详述执政党“社会建设”方略，提出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单独阐述社会建设内容。”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遍地开花。
    在过去的五年里，取消农业税、全面推行农村低保、“新农合”、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推行廉租房……中共社会政策从几近空白到逐渐形成体系。
    源自西方的“社会政策”概念，是“改善民生的体系化政策”，其核心价值观正是“公平正义”。如今，中共正把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力推进。

从“先富”到“共富”
    5年前，新上任20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踏雪重返西柏坡，在这个距离北京370多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从这里“进京赶考”。
    回到政权的起点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重温“先贤”教诲，比如“两个务必”；二是告诫全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无疑，政权最初是代表“工农”，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回到执政起点，要重新思考执政现状和“先贤”对人民承诺之间的差距。
    中共在1978年之后启动了“改革开放”，经过二十几年努力，实现了“翻一番”、“翻两番”、“翻三番”的目标，很多人、地区富裕起来，但有些人、有些地区却感受不同。
    这体现在人民的情绪上，改革最初受到大众热情支持，而在1990年代后则有些不同，“下岗”成为流行词，“三农问题”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种粮农民肩负繁多赋税，而许多进城农民工受伤或患病没有保障。
    2003年底，在美国访问时，总理温家宝语出惊人，“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像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经历。”狄更斯小说所描述的，“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在温总理访美半年前，SARS阴影笼罩北京城，而SARS还未散去，“信访洪峰”又汹涌而来。在距中南海7公里外的永定门外，上访者常年聚集，形成“上访村”。“信访洪峰”是“中国问题”的极端，而从正面角度看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新领导人的强烈期待。
    针对诸多问题，高层不断在考虑对策。在SARS笼罩下的广东，胡锦涛公开谈“全面的发展观”，在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分别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
    总理温家宝则直接帮助一个农民讨薪，尽管拖欠农民工工资有很复杂的社会肌理，但此举信号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是不允许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迅速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一个政治任务。
    五年来，新领导人展现了亲民的风格，他们在SARS肆虐时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春节在农民家包饺子过年，他们走到井下，他们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握手寒暄……他们绕过了各个部委、绕过了地方政府机构，直接站在人民面前。
    或许有人对此不解，领导人有太多事要做，为什么不从制度建设着手，将机制理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弄清新领导集体的思路。
    中共领导人可能更希望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和他们在一起，当然也没有满足于嘘寒问暖，从宏观发展思路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党内文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取而代之。在十一五规划中，公共服务指标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指标。
    新领导人将“共同富裕”提上议程，他们在邓公理论中找到了政策调整的依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的GDP不仅仅属于城里人，还属于农民，以及许多在城里居无定所的打工者。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将社会建设摆上日程，既符合毛的思想也符合邓的理论。

“降低不安全感”
    梳理近年出台的这些政策，从目标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将其分为“缩小不平等”和“降低不安全”两大类。
    在“缩小不平等”方面，中央财政对中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日益加大，而90%投入到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开始收缩，2005年东部、东北、中部、西部GDP增速持平，各省之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扩大趋势在2004年后逆转，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1999年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还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而两个“新特区”名额，则给了西部的成都和重庆，新一届中央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
    从2004年起，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重农”举措，第一个文件即指向增收难题，“少取”“多予”是重要策略。2006年，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走入历史。这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
    此外，国家还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自古以来，你见过不收税还给钱的官府吗？”一个天津农民发出这样的感慨。
    公共财政也令社会保障体系迅速建立——这是“降低不安全”的主要措施，其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全覆盖”。
    除了保障基本生存的低保外，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从城镇职工扩大到广大城镇居民以及农民工，农村建立“新农合”，除了个人付10块钱，中央与地方各掏出10块钱（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合农民补助标准提高到20元，一些地方财政也提高了标准）；工伤保险参保重点人群是矿山工人和建筑工人；一些省市正在推动公共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从执政党社会政策的推行层次看，工农大众是其保障的首要重点。党内分析人士说，中共正在采取多种措施，继续大力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加强工农联盟，同时保障其它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以凝聚力量“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利益整合
    由民生问题引发的矛盾不可小视。“严重性在于几乎牵涉每个群体，利益范围大，容易造成群体事件，而且持续时间长，力度很大。”吴忠民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社会内部。”
    利益结构大规模洗牌，执政党已经开始警惕某些部门和某些群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过程，即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博弈。“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对中央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国的两头一拍即合，下一步就是整合中间的问题。”吴忠民说。“橄榄型”社会分层体系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继十六大报告后，胡锦涛此次再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占人口70%的工人和农民，则是“扩中”的最主要目标。
    十六时曾提出“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则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强调“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学术界有“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通俗说法。
    在吴忠民看来，“以人为本”是近几年中共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在其背后，“最高层与底层形成了政治联盟”。王绍光说：“再分配体系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结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2006年的“国六条”细则的出台，被一位经济学家称为“庶民的胜利”，针对城市困难群体的廉租房，从去年试行，今年已呈全面推进态势。
    吴忠民认为，中共利益整合的“两大法宝”是民生和法治。“民生政策促使多数人形成社会认同，而法治则令任何一个群体形不成挑战的资本。”况且，执政党还有强有力的行政武器，决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威。
    明年起，中央国企将向政府上缴红利。自1994年以来，它们的税后利润一直自行支配。其中，一些垄断行业被指责为“和谐杀手”，这五年中，这些机构成为公众批评的主要对象。

从民生到民权
    “晒工资”正在论坛和博客上高调上演。网友惊呼石油、电力、电讯等大型国企的员工收入“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但也有人亮出自己的“工资条”为自己鸣冤。
    2004年8月，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论争，继2003年的SARS和信访洪峰之后，汹涌袭来。贫富差距等焦点问题被意识形态化。
    论争尘埃落定时可以发现，许多网民并不站在哪一边，他们的呼声盖过“左右之争”，并且仍在延续：“我要房子，我要上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争论本质上“是一次中国百姓在利益驱动下的关于公共政策的大讨论”。
    研究表明，受教育机会、健康机会、迁徙机会、进入市场机会等“机会不公平”，主要是社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以及一些腐败现象造成的。而“机会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这个“结果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主导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透明度是制衡的最有效手段。胡锦涛在6·25讲话中也强调，“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民主尽管由于既有政治格局显得进展缓慢，但“声音表达”开始发力。
    “声音表达”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在互联网上。传统媒体与网络的结合，正在将焦点事件转化成公共政策议题，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上网了解舆情。越来越多的官员表示要重视和运用互联网，一些官员写博客，用实名登陆BBS。
    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72亿。无疑，赢得“声音表达”，亦是一种政治资本——很多网民不吝以溢美之词赞扬领导人即是一例。最近，他们纷纷“向党说句心里话”，遥想总书记滑动鼠标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