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思考的力量丨塔可夫斯基诞辰90周年

塔可夫斯基 （视觉中国/图）

神祇

200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看到拉斯·冯·提尔充满暴力和语言的影片《反基督者》片尾“献给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1932-1986”字幕时，媒体人们惊呼起来。该片入围了当年戛纳主竞赛单元，拉斯·冯·提尔说，自己看了二十遍《镜子》（1974）：“对我来说他就是一尊神祇。如果我不将这部电影献给塔可夫斯基，所有人都会说我在抄袭。”

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只活了54岁，拍了七部长片：《伊万的童年》（1962）、《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飞向太空》（1972）、《镜子》（1974）、《潜行者》（1979）、《乡愁》（1983）、《牺牲》（1986）；另有一部电影学院毕业作品短片《压路机和小提琴》（1960）传世。

塔可夫斯基对世界影坛影响至今不衰。他自己的偶像之一是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而伯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塔可夫斯基是世上最好的导演：“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仿佛是个奇迹。蓦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房间的门口，过去从没有人把这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我一直都渴望能进去，而他却能进入其中，行动自如，游刃有余。”

《视与听》杂志曾撰文总结老塔留给世界的“遗产”。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是老塔最忠实的追随者。“我觉得大部分电影都在忽略时间，”被问到标志性长镜头风格的形成时，他这样回答，“因为它们只想要过一遍故事线，它们只是想要讲故事：动作、剪辑、动作、剪辑、动作、剪辑，然后跟我们讲清楚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真的。而我对这个世界感兴趣，而不仅仅只是拍摄它。”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2000）仅由39个镜头构成，很多地方的运镜方式能让人联想到塔可夫斯基的作品。

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利克获得201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作品《生命之树》中许多画面与老塔电影相和，尤其女主角杰西卡·查斯坦漂浮的那一刻——《牺牲》里，男主角亚历山大到女仆玛丽亚家，两人亲热、拥吻，一起从床上悬浮起来，在空中旋转——中国青年导演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的结尾因此看来非常亲切：在破旧漏雨的屋子里，黄觉和汤唯饰演的男女主角接吻，整个空间旋转起来。

让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蜚声国际的《远方》（2002）里，男主角被迫收留粗鲁的表弟，两人在电视上观看《潜行者》，表弟昏昏欲睡，此后，男主角自己竟又在看一部塔可夫斯基的纪录片。电视机里还出现了《乡愁》和《镜子》。

《潜行者》改编自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毕赣曾在采访和演讲中直言，他第一次看《潜行者》只看了十几分钟，就非常生气，想写一篇东西批判。于是他每天看一小段，看了大半个月，突然“毛骨悚然”，知道了自己要拍什么。后来他把塔可夫斯基的画像放在大学宿舍床头。毕业后，他拍出的长片处女作叫《路边野餐》（2015）。

学者戴锦华年轻时便迷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在一次和毕赣的对谈中，戴锦华明确指认了《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老塔作品的相似，“你在你的影片当中不断地破坏时间的线性存在，而且你试图在表现时间的不均质，或快或慢，或完全停滞，或逆转倒流。”戴锦华说。

塔可夫斯基希望在电影中“创造自己独特的时光韵律，通过镜头让观众感受到时光的流动——从慵懒、催眠般的，到迅疾、狂风暴雨似的——而观众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同感知”。

塔可夫斯基做到了，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

1962年，塔可夫斯基和妻子伊尔玛·拉乌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视觉中国/图）

“时光在镜头中有尊严而自由地流动”

塔可夫斯基的毕业短片《压路机和小提琴》共只有35句台词，他的理念是，环境才是重要的。于是我们的注意力被这些吸引：压路机的倒影印在路面的水渍上；司机听小男孩拉琴时脸上光影流动；镜头反复被拉到小男孩送给小女孩的苹果上；下雨。

对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专题研究著作《七部半》中这样形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所有这些动机，造型的或含义的、视觉的或非视觉的、语言表达的或感觉到的、变化的或始终不变的，贯穿着塔可夫斯基一部又一部的影片，相互呼应，相互渗透，把它们镶嵌在一起，于是组成了一个比每一单独片段更为博大的东西……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甚至有它自己的大自然，有它自己的气候和天气。”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里总是有水、火、梦境、长镜头。他把拍电影比作“雕刻时光”。而他对电影时间的理解分为两个阶段：“尽量充分地利用电影涵纳一切的可能性”，“把按时间顺序的材料和其他时间层面、梦幻以及使角色面临意外考验和问题的种种事件连续地剪辑在一起”；“现在，希望在蒙太奇镜头之间不要有时间上的断裂……蒙太奇的连接仅意味着动作的持续，本身不打乱时间。”

1961年，作家博戈莫洛夫焦虑于他的小说《伊万》失败的电影改编，经费已经用去了一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