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一个网暴者有多难？
一篇2021年发表的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中，作者从裁判文书网梳理得到的六十余起和网暴相关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因施暴者的身份认定证据不足，导致败诉。
在事实层面，只有当事人清楚事件是否真实，所以将是否起诉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衡量。如果由公诉机关来确认诽谤中的真实性，成本很高。
若一切顺利，案件得以立案，曾鸣计算，从准备诉讼材料开始，完成对平台、网暴者的两次诉讼，得到判决结果，正常情况下大约历时一年。
责任编辑：吴筱羽
疫情期间，2022年4月6日，一位女士从32楼一跃而下。
据多家媒体报道，生前最后3天里，她经历了一场网络暴力。她拜托外卖骑手，骑电动车27公里给听障的父亲送去食物。为了表达感谢，她打赏了200元，对方不收，她又给骑手充了200元话费。女士把这件事当做暖心故事发布在网络，事情却朝着她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不少评论认为200元太少了，对她进行嘲讽、抨击、辱骂。
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总能看到网络暴力的痕迹。2022年1月，17岁的寻亲少年刘学州服药自杀，遗书中，他提到生前遭遇的攻击，“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机婊’‘快去死’‘娘炮’等等各种各样的词”。3月，“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的妻子熊磊公开表示，网上对姚策的非议没有因他的离世而终止，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网暴。
对事件当事人而言，这种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真实存在，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乃至成了一些人选择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也有受害者或家属开始站出来发声，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法学学者以及参与过此类诉讼的律师，试图了解在起诉网暴者时，需要做些什么，实践中又面临哪些难题。
哪些法律可以约束网暴者
2022年4月12日上午，律师郑晶晶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在对方的讲述中，同事造谣她私生活不检点，她想咨询如何起诉造谣者。
最近一年多来，郑晶晶几乎每周都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她是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中受害人谷小萌（化名）的代理律师，这一案件被最高检纳入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
2020年7月，谷小萌下楼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视频，发布在一个两百余人的微信群内。随后，郎某与何某捏造谷小萌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性关系的聊天记录，在群内连续发布。这些内容又被他人合并转发，陆续扩散到上百个微信群。
事发后，谷小萌向警方报案，郎、何二人被行政拘留。之后，她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交了刑事自诉状，要求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余杭区检察院又推动该案件从自诉转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1年4月30日，余杭区法院判决，郎、何二人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向郑晶晶咨询的人大多表示，看到这一新闻后，才知道自己有应对网暴者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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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