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到省长，下至“村官”：公开领导电话“实效”考

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右)在接受记者采访。2022年春节后，亳州公布了杜延安等市领导的手机号。 （亳州市政府官网/图）

2022年2月7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的手机号码。包括徐海荣在内，此次共公布了南宁市长廖立勇、市纪委书记缪佃江和市辖各区（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等46人的联系方式。

一同公布的，还有一份名为《关于公开南宁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电话号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的通知》，发布时间是1月30日——正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不是徐海荣第一次公开手机号码。2020年8月，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就公开过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他同时公布手机号码的，还有时任乌鲁木齐市长和17位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

徐海荣也不是第一个公开电话号码的地方主官。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信息公开方式，公布电话号码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一做法一出现就带来了争议：是否侵犯官员隐私？是否是“人治”？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看来，和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相比，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展现的态度更加重要。

“谁不公开， 我就公开谁”

73岁的孟光安是较早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之一：24年前，1998年3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布了29名领导干部的电话，就包括时任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

调离青神县后，孟光安相继担任过眉山市副市长、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眉山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但他一直用着24年前公开的手机号码。

2022年3月9日，孟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公开手机号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群众对青神县改革的意见：彼时，青神县正大力推行“转观念、兴交通、建城市”的改革方案。

“转观念就是‘解放思想’，‘兴交通’是指当时全县的乡道、村道都在修水泥路，‘建城市’是要对县城旧城进行改造。”孟光安解释，这“三件大事”需要群众参与和支持才能做好，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成了直接了解群众意见的手段，“当时我提了一个很明确的口号：‘谁不公开，我就公开谁’。干部不公开电话号码，或者接到电话但是隐瞒、不解决问题，对这些干部就要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