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与归来：牵紧1400公里的“风筝线”
很大程度上来说，城市的发展与来自乡村的劳动者密不可分，大型城市尤为如此。乡村把无数青壮年劳动力从田野带进城市，但给她自己遗留下广袤的土地、田垅间的作物，和仰赖耕种为生、相依为命的老人孩子。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出现了第一代留守儿童，在无数个期盼父母归来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乡村的变迁，也窥视到了城市的无限可能。
十年以后，当初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中的多数也像父辈一样，离开乡村，毅然奔赴城市谋求新生。但当初在“打工潮”中翻涌的父母则逐渐老去，回归故里。
这是因距离而留下遗憾的两代人，聚少离多和过去并不顺畅的通信使得他们缺乏交流。在成长历程中，有一部分孩子变得敏感并缺乏自律，但更多人早熟、自立，变成了有责任担当的新一批“候鸟”。在城市和农村同频共振得到腾飞的过程里，两代人对彼此的牵挂和爱，是贯穿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
1400公里的距离
“以前别人问我老家哪里，我通常只说河南。这两年驻马店也慢慢开始有人知道了，但是再往下就不行，说了也没人听过。”
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历史悠久，相传是蚕神嫘祖的故乡，也是中国冶铁文化的发源地。但对于从这里走出的邓杨杨来说，故乡并不是这些官方赋予的名头。今年36岁的邓杨杨（化名）来自西平县芦庙乡下辖的一个小村落，13年前她来到深圳，在一家规模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做行政，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在深圳生活过，甚至没有见过深圳火车站的大门。
提及来深圳的原因，邓杨杨说自己并没有太深入的考虑，“因为父母都曾经在这里打工，所以深圳是我第一个知道的大城市。”邓杨杨是第一代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女儿，在她3岁时，父母就一起到深圳打工，由爷爷奶奶带她长大。
实际上邓杨杨的父母也是稀里糊涂地来到了1400公里外的深圳。90年代初的第一批农民工几乎都是通过同乡介绍、提携而走出乡村，“好像大家都去。”那个时期外出打工的农民几乎都会离开河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来看，深圳都是外来人口流入量最高的地区。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市常住人口只有31.41万，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756万，其中包含了大量从农村迁徙入城务工的人员。
故乡对于邓杨杨而言，是在田埂间和同样留守农村的小伙伴们一起烤蚂蚱、坐在黑洞洞的灶台前烧玉米棒和秸秆玩火打发时间，以及六岁时差一点掉进自家旱厕的童年时光。
（村庄里的老人。陈逸航|摄）
芦庙乡位于一望无垠的平原地带，多数农家种植小麦，青壮劳动力外流后，农田就留给老人和孩子。1993年就首次有学者提出“留守儿童”的概念，但邓杨杨是在20岁以后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并意识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父母每年春节都会回家过年，给予她一份比较有规律的期待，但她和父母之间始终缺乏交流。
“一开始村里都没有电话，写信也容易寄丢，干脆不怎么联系。”邓杨杨几乎无法直接得知父母在另一个城市的生活，也不知道大城市是什么样子。唯一有助于想象的，是有一次奶奶带她去县里走亲戚，在别人家里的14英寸黑白电视上看到杨钰莹唱《我不想说》，背景画面是无数身着工装的年轻女工从深圳的工厂大门走出。她不知道为什么父母正月初十之前就匆匆忙忙地背着红白蓝编织袋拎着塑料桶辗转搭车离开，先坐拖拉机到乡里，然后坐汽车进西平县，再转一班汽车才能到火车站搭乘绿皮火车。父母也没有告诉她，他们第一次怀揣三百元钱来到深圳，就被“摩的”司机抢劫一空；由于没有暂住证，他们不敢走出工厂，每天需要在流水线上操作12个小时。这种交流的缺乏直到电话线路的架通才稍有缓解。
2008年，考虑到上一辈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年过五十的父母选择回到芦庙乡养老，而邓杨杨作为新一代“候鸟”向南方迁徙。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手机和网络已覆盖农村，回归农村的父母也可以随时和她打电话了，但跨越了1400公里的交流仍然显得苍白。实际上，空巢老人对儿女的期盼，不亚于当年邓杨杨对远行的父母的思念。
“虽然参与了一个城市的高速发展，但他们自己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太多物质。”邓杨杨现在提及父母那一辈人，已经可以换位理解对方。老家那间外层涂了泥巴的红砖房已经在她18岁那年改建成二层小楼，也陆续添置了电视和洗衣机之类电器，这些是远行的人们向家乡的输送，但邓杨杨不知道相隔1400公里的距离，她应该如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担忧和关爱。
好在互联网、电商和物流的高速发展可以加快她和父母的沟通效率。她不断试探父母的喜好，希望用物质来弥补情感和距离的遗憾。这些年她陆续在电商平台上买过手机、被子、电饭锅之类生活用品寄回农村，随着电商在三四线城市及乡村的风靡和普及，她和故乡之间的距离似乎变得更近，以前只有过年时才能由父母带回一件新棉衣，现在如果遇到降温，只要动动手指，远在1400公里外的父母就可以收到快递。
牵紧“风筝线”
时间回到90年代初，春节是第一代农民工候鸟们集中迁徙的时段。每年回乡，邓杨杨的父亲都会带给她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地摊上买来的新毛衣，有时是一支圆珠笔，但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面包。
“在那个年代，我们周围几乎没人吃过面包，我就拿着那个面包到每家去拜年，想让所有人都看看。”邓杨杨回忆起她第一次吃到面包时候的惊喜。父亲千里迢迢从深圳带回的一只面包，经过绿皮火车的长途挤压已经有点变形变质，但她仍然视其为童年收到的最惊喜的礼物。
第一代农民工候鸟在他们老去之前，将城市的一些东西带回了乡村，有时候不仅是物质，还有更新、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
邓杨杨在13岁那年初次月经来潮，而她从未接受过相关的知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乡镇学校会把生理卫生正大光明地摊在台面上来教，从老人那里学来的做法是用草纸或布条，尽量减少外出，但这仍然无法避免生理期的尴尬。在邓杨杨看来，贫穷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整体生活观念的落后也是另一种因素。“别说村里了，就算乡里的小卖部也买不到卫生巾，因为没人用。”邓杨杨回忆起少女时期的尴尬，仍然颇为感慨。
电话线路倒是已经架通。在一次通话中她向母亲提起这件事，第二个月就收到了母亲从深圳寄来的两包卫生巾。印象中这是她和母亲几乎唯一触及私密话题的交流。但也正是从购买卫生巾这件小事上，邓杨杨初次意识到了父母这一代负重远行的人正在潜移默化地作为桥梁，把一些新的生活模式带回农村，加速留守人群生活水平的进步。
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留守在农村的邓杨杨和远在深圳的父母开始逐渐有了共同的话题，譬如童年时烧玉米棒和秸秆做饭，后来逐渐普及了液化石油气罐，她不知从哪里学到了“用完的煤气罐摇一摇，还能再多做一顿饭”，在一次电话中她自豪地向母亲提起，母亲立刻表示她也知道这样的窍门。很多年后邓杨杨才知道这是一种危险操作，但这时老家已经接通了煤气管道，不再需要购买液化气罐了。
（河南新乡，一位媳妇给婆婆网购了一件新衣服，婆婆乐得合不拢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种生活模式从城市传导到乡村，有着相当长的迟滞性，就如同卫生巾的使用至今仍未能百分之百覆盖全国的农村，但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够看到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变迁和生活便利度的提升。物流行业的发展使物资的跨区域快速流转成为可能，而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不断下沉的互联网电商，则填补了乡村实体卖场品类的缺失。受制于场地和成本，依托乡村居民而生存的小规模卖场不可能做到“应有尽有”，即便有，选择性也仍然受限。但电商在数字空间里极大地拓展了乡村生活的可能性和可选性，在这一领域内，拼多多真正“沉”到乡村的平台。
小到卫生巾、服装，大到电视、手机，乡村要接轨先进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依赖外出打工的人，一个平台就可以使农村和城市同频共振，漫长的1400公里的风筝线，也因此而牵得更紧。
回归乡村
2008年，邓杨杨的爷爷在老家的二层小楼里庆祝了八十岁大寿，在外打工的几个儿女全部回到老家欢聚一堂。在此之后，邓杨杨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结束长达20年漂泊在外的打工生活，彻底回归芦庙乡，守在老人身边共同生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和邓杨杨的父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们多数尽管在外奋斗多年，在多年之后仍然选择了回归乡村。
一方面有城市置业困难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更上一代人的养老需要，孝悌观念在农村尤重，用她父亲的话来讲，“根在这里，最后还是要回到这里。”
但回归乡村的不仅有正在老去的人，也有年轻人。2017年，福建平和县的95后青年陈宗佑从厦门大学毕业，在所有人的不解中选择回到家乡卖柚子，也是父辈一直以来的事业。
（2017年，陈宗佑从厦大毕业后，毅然返乡卖起了柚子。）
老一辈的做法是传统线下渠道，从路边摆摊开始，逐渐进入连锁实体店，做水果卖场的供应商，走“低价囤货、高价卖出”的模式。但线下渠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是供需错配，往往面临因运输成本高于利润而滞销的情况，几乎每个季节都能看到诸如“苹果滞销，救救果农”的新闻。
供需矛盾来源于并不透明的信息，需求不稳定，囤货就势必有风险。陈宗佑选择了线上电商，但一直生意惨淡，直到2019年搭上拼多多的顺风车，在三个月内售出了100万箱柚子，2020年，店铺的年销售额突破了5000万元。
当回顾平和县琯溪蜜柚在电商平台上爆红的历程，可以说“人”和“平台”的力量缺一不可。之所以其它的任何一个互联网电商都未能给陈宗佑带来销路，是因为只有电商平台看到并真正走进了广袤的农村，而始终坚信家乡的水果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更大的爆发，并坚持等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平台的年轻人，惟陈宗佑而已。
（陈宗佑打算联合当地的电商商家，共同保护“琯溪蜜柚”的产地品牌。老俞|摄）
年轻人回归乡村，不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新的可能，是生于乡土的人们对乡土的扶植。在乡村生活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更多可能，不再是单纯地对外输送农产品和劳动力，留下老人和孩子，仅作为一个落叶归根的地方，最终萎缩、失去活力。琯溪蜜柚、丹东草莓、南汇8424、阳山水蜜桃……农村不再沉默无名。在时代变迁下不断进步的农村，正因“人”的归来被促生出新的生命力，无论是它的居民，还是延伸到它的平台和渠道，买和卖，都在给这里带来勃勃生机。
生于斯、长于斯、最终反哺于斯。从广袤农村走出来的人们，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也爱着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亲人。农村，这个在艰难中努力前行的群体，尽管在路程中难免会有情感上的遗憾，却终将在向上生长中走进另一种春天。
（一望无垠的苞谷地让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希望与未来。秦宗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