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民工的求职8小时

打工越来越难，回头种地亦难有收益，当这些曾经洗脚进城的农民重新回到原点，却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是那么少

在成都的一个露天人才市场上，返乡民工在等待零工机会。　图/本报记者 翁洹

伍术根是在8点过一些的时候，被下铺的吴仲勇用脚踹醒的。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8点半开埠，上午轮他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找活。

他们住的这家旅馆，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人只有一米多宽的空间，但价格便宜，每人每天只需要3元钱。伍术根已经在这里住了40多天。

40天前，他是深圳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工厂没有了活计，伍术根被迫返乡，回到位于中江的家里，但农时已经错过了。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折身来到了成都，在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住下，每天到人力资源市场打短工。

在暖烘烘的异味中，伍术根摸到最破的那件外衣，窸窸窣窣地下床，出门。穿破衣服是他的经验之一，他说，老板会觉得这样的工人能吃苦而且好欺负，往往提高找短工的成功率。

上午9点：工作都是“打”出来的

成都的清晨湿润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9点，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慢慢地变得热闹起来。

刚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谋活计的时候，伍术根是一个人单干。但他很快发现这样做成功率很低。在伍术根他们来之前，这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短工群体。伍术根他们将其称之为“成都盲流”，将自己称作“外来盲流”。这些“成都盲流”在人力资源市场拥有自己的固定摊位，他们每天蹲在自己摊位前，面前摆着一张4开的白纸做的“招牌”，上面写着自己的特长以及所求工种。偶尔有老板过来招工，往往会径直走到这一溜溜招牌前寻找自己所需。

在多次找活失败之后，“外来盲流”将自己组织了起来。伍术根他们这一伙，有二十多个人，牵头人便是吴仲勇。

吴仲勇此前在南京一家建筑工地打工。11月下旬，老板对他们说，银行肯定不能贷款给我了，你们如果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就等我把房子盖好卖出去了，再给你们发工资，如果不愿意赌，你们就早些回家吧。

吴仲勇不愿意赌。11月25日,他回到了老家乐山夹江。12月1日，他来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因为他是高中毕业，见多识广，便很快把伍术根他们组织了起来，每天排班，大家轮流去市场门口找活。

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9月底开始，此处外来的农民工求职者增多。金融危机引起的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出口型制造企业破产，依赖出口的生产密集型企业活不下去了，员工也不得不面临失业而被迫返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提供给中国蓬勃兴起的工业以最廉价的的劳动力，借此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

但在这个冬天的清晨，曾经深圳的服装工人伍术根站在家乡这个人力资源市场门口，只要看到有不似求职者的面孔走过来，就会大声的喊“老板招啥子工”。等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

10点，伍术根走进人力资源市场的大厅，想在大厅正面的巨大显示屏上找到些许机会。但他发现那些滚动信息中，大多是已经招满的过时信息。

穿过院内琳琅满目的求职招牌，伍术根回到了院子外面，加入了一个“斗地主”的牌局。“成都盲流和外地盲流，各有各的地盘。”他告诉记者。本地的大多在人力资源市场的院内或者大厅内摆摊，他们只带着很简单的随身工具，衣着整洁；外来的则占据了院子门口的两侧，他们大多带着随身的被褥，衣衫褴褛。

人力资源市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返乡民工，往往更具备竞争意识，头脑也更灵活，他们的到来，给原来在这里蹲点的民工，构成了冲击。

在大多数时候，双方并不会有冲突。本地求职者的所求活计，大多为服务业；而返川求职者中不少人在沿海从事的是技术性工作，他们所求的，也多以技术性工作为主。但活计少的时候，碰到谁都可以干的零工，往往会发生争执。

吴仲勇承认曾因为抢工作打过架。“工作都是打出来的。”他说。

中午12点：土地给征用建工厂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吴仲勇他们仅找到了4笔活，干了不到10天。

但吴仲勇他们能够“打出来的”工作岗位，随着不断膨胀的返乡人群，日益稀缺。 根据成都市就业局11月初公布的《2008年成都市第三季度劳动年龄内人力资源供求状况统计分析报告》，成都市除了“农林牧渔水利”是供小于求外，其他各职业类别均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态。而据成都当地媒体报道，现在每天至少有1000名在外打工者返乡。这一人群中，绝大多数将汇聚在成都谋生。“我不打工，也没有地种了。”吴仲勇说。家里5口人的7亩多土地，早在2002年，就全部被政府征用建工厂了，每亩地给补偿了5000元。吴说，村里人嫌补偿的少，曾经闹过，后来警方进行了说服教育，于是大家就接受了。

这7亩多地，吴仲勇一家只耕作了二十多年。吴仲勇两岁的时候，分产到户，他们家有了自己的责任田。曾有学者将土地承包责任制解读为改革带给农民的最大红利。但吴仲勇24岁的时候，家里拿到35000元补偿，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耕地。家里所有人的生活收入，就是靠他和父亲以及弟弟打工维持。

“我2002年开始出门打工，刚开始是想挣钱娶媳妇。但这笔钱始终没有挣到。”吴仲勇回忆。过去的6年里，他曾经在新疆、北京、南京三地打过工。建过大楼，当过骗子，帮人打过架，甚至还当过群众演员。和演员王宝强曾经在一个剧组里呆过，是他惯常的谈资之一。

伍术根和吴仲勇一样，也是希望通过打工，能娶上媳妇。但这笔钱同样没有挣到。比吴仲勇幸运的是，伍术根家里有4亩多地，但伍术根说，家里的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果想靠它娶上媳妇，根本不可能。“结婚得修房子，再加上彩礼，没有10万块钱下不来，种一亩地一年风调雨顺也就落一百多块钱。”

中午11点，好运终于降临。一个中年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伍术根扔下手里的扑克，蹭地蹿了过去拉住摩托车问，老板招人吗？对方点头。伍术根赶紧打吴仲勇手机。他得尽快派人过来，不然，招工者会被其他民工抢走。

3分钟后，吴仲勇就带着二十多个人来了。当时摩托车已经被人群淹没了。但人多势众的优势在此时体现了出来，很快，二十多个人便将其他人推开。

这个老板需要20个铺线工，每人每天80元钱。因为吴仲勇自己手里就有20个人，方便管理，双方很快谈妥。彼此留下联系号码，约好下午4点带他们去工地。

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午，吴仲勇他们聚集到人力资源市场右侧小树林后的一个小餐馆下馆子庆贺。每人甚至要了一瓶酒。几杯酒下肚后，大家忘记找工作的艰难，哄内江的“艺术家”韩竞“唱一个唱一个”。韩竞曾在北京的地铁里卖过唱。

据吴仲勇介绍，没活的时候，大家每天也是聚到一起吃午饭，每个人4元钱的标准，轮流埋单。吃完饭后，除了到人力资源市场值班的人，剩下的，便打麻将、摆龙门阵。

下午2点：经济危机和我的关系

韩竞告诉记者，这是他半个月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半个月前，他曾到新都一个工地上打过3天的零工。但过去的半个月里没有活，已经把那三天的收入吃光了。“再没有活，我就要饿死了。”韩竞开玩笑说。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韩竞到过北京，去过上海，能找到活就干活，找不到活就去卖唱。最艰难的一次，他曾经三个月没有找到过活干。“饿死”，已经成了这个人群经常用来彼此调侃的一个词语。

尽管找到了一份活，午饭后，吴仲勇仍然让何泽伦、胡明贵去人力资源市场门口值班。“找的活越多越好。你们俩也好在哪里等着人家老板，显得尊重。”

饭后的半个多小时里，吴仲勇一直在看成都的一份当地报纸。他指着一条消息对韩竞他们说，开年工作会更难找，地震灾害中的失业者，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过年从外地回来的农民工。加上经济危机，真要没饭吃了。

尽管自己是因为所在的企业倒闭，才折回成都的，但韩竞仍然不认为经济危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说，活从来就没有好找过。往年这阵子，也是活路最难找的时候。农民工都是靠体力吃饭。“不管啥时候，社会都需要出苦力的人。”他的话，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吴仲勇撩起裤腿，指着自己脚上的袜子说，我这袜子原来是专门卖到国外的，15块钱一双，现在厂家卖不出去了，我从南京走的时候，10块钱买了20双。经济危机让老板的楼卖不出去，袜子卖不出去，他就不会盖楼不会造袜子，你们到哪里去找苦力干？

吴仲勇粗浅却实用的理论显然击中了大家内心的担忧，人群安静了下来。

下午4点：一个已经谈成的活泡汤了

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焦急的求职者的脸上，并看不出丝毫的焦虑。有四个“斗地主”的牌局在运转，扑克后面的脸都是安详的；另外一些人则躺在包裹上睡觉，甚至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很遥远的梦。但只要有老板模样的人出现在视野里，几乎所有人都会站起来。

下午3点，又有一个老板来招装修泥瓦工的，就要一个人，但一百多号人围了上去。老板在人群里喊，“已经招到了，已经招到了。”可外面的人仍然央求招工者在本子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尽管他们也知道，“记下名字”没有太大意义。

胡明贵也挤到人群里，让招工者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从人群里挤出来后，何泽伦调侃道：“你会泥瓦工吗？”胡明贵有些尴尬。

但胡明贵的确是他们这群人里最会找活的。在南京的时候，有人招电焊工，不懂电焊的胡明贵也去报名，老板问，你会吗？胡明贵指着自己的酒糟鼻子说，干了几十年了，鼻子都被烤红了。老板居然相信，招了他。

下午3点半的时候，胡明贵也到人力资源市场的大厅内的显示屏前瞧了一眼。他看到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盯着显示屏，便走过去问：你们也来这里找工作？

两个人的表情有些尴尬，连忙回答，不是的，我们来这里玩。

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吴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的求职者比往年数量增长很多。其中应届毕业生，再加上因灾失业人员、返川劳动者，这三部分人员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三大求职主流，这使得今年的就业形势相比去年同期变得严峻。

吴仲勇说，当初下定决心从南京回四川，很大程度上，是相信四川的灾后重建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半个月前，他曾到都江堰的灾后重建工地找过活。但是施工方说，他们并不缺人手。

这曾经是吴仲勇感觉最困难的时期。他说，他甚至已经打算在成都重操骗子的旧业。

市场经济将中国改变以来，无数像吴仲勇和伍术根这样的农民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加工企业或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自己分得改革收益的位置。而如今，打工越来越难，回头种地亦难有收益，当这些曾经洗脚进城的农民重新回到原点，却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是那么少。

下午4点。吴仲勇带着他的二十多号人，来到人力资源市场门口。这里是他们中午约好见面的地方。摩托车来了。吴仲勇他们围了上去。但又很快带着失望挤了出来，他明白他们只能继续寻找，或者是等待。“老板说，用不了我们20个，只用10个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