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时代意义，可能过一百年以后更大”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1981)，严顺开(左)饰演阿Q。 （资料图/图）

2021年，学者许子东有两件事引起不少关注。在电影《第一炉香》中，身为张爱玲研究者，许子东以两秒钟的短暂镜头，客串半山豪宅阳台上的香港富商，演技毫无违和感，甚至有网友调侃，比主演让人入戏。

另一件事是，他的新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出版。21世纪初，身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担任嘉宾，同今天“破圈”的罗翔、刘擎一样，他是最早一批进入电视领域参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也是窦文涛主持的谈话类节目《圆桌派》的常驻嘉宾。

近年来，许子东也出现在播客、B站等平台，新书便是脱胎于他的播客节目《20世纪中国小说》，这本六十万字巨著，用编年体形式，从晚清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始，写到刘慈欣的《三体》，绘制了一张20世纪中国小说的地图。他在微博调侃，这是自己迄今为止写过最厚的一本书，“陈平原说标志着许子东已重回学术圈”。

许子东重视文本阅读，用他的话讲，更重视一篇一篇读过去的“笨人笨方法”，有点像英美“新批评”的研究方法。许子东发现的第一条线索是，20世纪中国小说，从晚清的梁启超、李伯元读起，还是从“五四”的鲁迅、郁达夫读起，有很大不同。

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王德威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界，从现代性理论出发，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国大陆学术界大都认为“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往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不同意现代文学是从晚清开始。如果从作家出发，晚清四大名作（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作者，大多是上海租界报人，并不如鲁迅、胡适等“五四”文化名将，在时代的潮头掌握船舵，摇旗呐喊，光彩夺目。

许子东从文本出发，发现有别于理论先行的文学史线索。一般认为“五四”文学有四个特点：白话文、忧国忧民、批判写实、反礼教。但许子东发现这四个特点，“至少三个晚清都有了，晚清小说都是白话文，也感时忧国，也批判写实……”

“如果从李伯元、梁启超开始读，会发现20世纪中国小说的第一个阶段，主题是批判‘官本位’，认为中国社会出了毛病，主要是官员统治阶层的问题，他们欺负老百姓，所以我用了一句话简括：士见官欺民。”而到了“五四”，官员却几乎从小说中隐形。许子东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鲁迅等人不再认为“官本位”是中国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仕途受阻，以及民国的审查制度比清朝更严等。直到延安时代，官员形象才重回现代文学舞台。

“这样一来，百年文学史的框架不就有很大的变化了吗？所以文学史从哪里开始很重要，很不一样。”许子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在书写各自眼中的中国故事。无论是影响现在无数在一线城市打拼年轻人三观的《平凡的世界》，批判贪腐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强调革命与青春的《家》《春》《秋》，都见证了文学对社会政治相对独立的价值。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可能过几十年，过一百年以后，它的意义更大”。

“鲁迅并不认为全世界人都有阿Q精神”

南方周末：2021年是鲁迅140年诞辰。你说阿Q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它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既是官疾，也是民疾。这如何理解？

许子东：晚清小说里，李伯元他们认为中国有问题，坏就坏在官员，尤其是到了《老残游记》，贪官不好，清官更坏。鲁迅看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教训，发现这些所谓不好的官下去之后，上来的也未见得好。鲁迅有一段话说，“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的，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有一个散文《灯下漫笔》，提出中国历史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坐不稳奴隶的时代。他引用了《左传》的一段话，天下人分十等，每一等都是服从上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解是说，十等人，前面四等是统治阶级，后面六等是非统治阶级，把它分成两类。

但我觉得这不是鲁迅的原意，鲁迅没有把这十等分成两类，鲁迅甚至解释说最底的一层，下面不是没人了嘛，他说不用担心，他还有老婆，还有儿子。鲁迅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他的儿子，儿子将来长大了，又会有他的儿子。意思是鲁迅在这里看到了所谓被欺负、被压迫的人，也会压迫欺负别人，所以这个结构几乎是无穷的，你看阿Q所有活动的转折点是他去欺负小尼姑，这是鲁迅觉得国民性里最需要被改造的东西。

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并不是“五四”的特点，严格说来杜甫“三吏三别”就有了，晚清尤其厉害，写各种各样民众被官员欺负。但是“五四”的特点，尤其鲁迅的特点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只要他有机会，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