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听见”的呼唤

谢明戴上专门买来的耳塞，隔绝了大部分声音。自那一刻起，他开始“扮演”一位“突然的听障患者”。

而观众只有他自己。

“我想感受他们的感受，”谢明做了三年的无障碍公益志愿者，深入接触了一大群因疾病、意外等因素导致的障碍人群，帮助了数千万听障人士中的一位又一位。

在分享中，谢明无比感怀。这些人无数次想象过音乐的律动，但却从未听见过自己的嗓音，他们不能自主获取非言语的信号，闹钟、门铃、预警、汽车鸣笛、电话铃声等，现代城市在无声的世界里成了危险四伏的钢铁丛林······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聋人舞蹈队队长杨凝在排练时用手接触音响感受震动（图源：新华社）

“可我毕竟不是他们，所以就试着感受他们的生活。”一开始的安静带来舒适感，连白噪声都消失，只有心跳在一片静谧中发声，他感叹从未与自己如此靠近。

渐渐地，安静带来恐慌，恐慌刺激焦躁，交流出现障碍，生活渐觉不便。

听不见的后果都开始显现：自己的声音不再从耳朵折返，振动带来的回声好像隔了很远，就连妈妈对他“喊什么”的责骂都听不见。

他说：“当世界安静久了，便渐渐不愿沟通。”

封闭

若交流不“自由”，从障碍到封闭，可怕的链路将会悄然生成。

李凌的妈妈自父亲意外去世后逐渐沉默，不再与人交流，直到不知因何彻底丧失语言能力。当那个扣着公章的残疾人证书发到手里时，她才确信，“这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坠落”。

不过，交流的隔绝并没有对自身造成过多的障碍，毕竟只是“不会说”，还能“听得见”。而让她真正开始感到恐惧的，是一场意外的摔倒。

那次，李凌母女俩上了一辆公交车，还没站稳，司机就启动车子，车身猛地向前冲，惯性让李凌妈妈向后摔倒。李凌怒不可遏地与司机争吵，妈妈一边拉着女儿试图劝阻，一边想表示自己没事。

她的手指先是在掌心写字，然后加快速度，最后猛烈地敲击手掌，浑身颤抖。可没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位母亲究竟要表达什么。

假若不能听且不能说，那又是怎么样的无力？实际上，不少听障人士依旧具备说话的生理条件，但听不到声音就难以学习语言，置身于不能听且不能说的处境之中，仿佛久居深山。

谢明不是真的听障人群，所有的悲伤都会在体验结束后逐渐消散。李凌的妈妈能听见声音，还能知道这个喧嚣的世界在诉说些什么。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终生都生活于这种安静中，处于“封闭”之中。

因为儿时的一场医疗事故，芸子（化名）彻底失去了听力。她的丈夫徐超（化名）也是一名听障人士，两人育有两个健听的孩子——大儿子俊俊（化名）和小儿子米米（化名）。芸子和徐超听不见外界的一切声音，包括孩子的话语。

为了不让米米的世界那么安静，芸子平常照顾米米时，经常播放音乐给孩子听

“在俊俊小时候，经常要我父母视频帮忙协调沟通，”芸子向我们解释，那时候俊俊还不识字，也没有学会手语，芸子只能给父母打字，二老再将文字翻译给小朋友。

芸子一家的情况，是不少听障父母与健听孩子的缩影。在沟通中拉上“第三人”，是不少听障父母的“权宜之计”。而比起生活中的障碍，听障带来更大的困难，仿佛世界已对他们封闭，无法与外界进行畅通交流。

“那天跟徐超在聊的时候，聊到某个点他有点想表达了，就开始有点急，”vivo信息无障碍团队成员应娟对那种焦急感同身受。一个“挺帅，思维和工作都很优质”的男士，战胜了生活的狼藉，却在想要说话的时候被憋得“无能为力”。

“听障朋友是‘隐性’的，”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公泽忠提到，听障人士可能就在大家身边，可是只有他们用手语交流时才会被察觉到。听障人士的交流局限在群体之间，与健听人的交流相对要少一些，往往通过读唇、观察表情、互发消息来辅助沟通。但这样的沟通是不全面、不充分的，也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障碍。

“我与一些聋人朋友也会通过社交软件来沟通，但是他们的语法结构、词语顺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公泽忠补充解释道。

由此，听障人士无法准确、即时、有效地去向爱的⼈传达爱，也往往难以及时地接收到身边人的关爱，陷入一个相对情感封闭的循环。“视障隔绝了人与物，听障隔绝了人与人，”应娟借用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一句话。

不公

更让人无力的是，很多生活、工作上的沟通，终究难以很好解决，会给听障人士带来负担与不公。

手语翻译林兆凯正向听障人士翻译滑冰技巧（图源：新华社）

公泽忠表示，手语在我国听障群体之外的普及率很低，沟通困难是制约听障人士发展的极大障碍。“不少用人单位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们看中了他们的专业，但是他们说的或比的(指手语)我们不清楚，我们说的他们也不明白，因此无法聘用。’“

后天失去听力的韩双也有这样的感受，当他前往一些电子厂求职时，几乎每次都会被拒绝。即便有一次被接受进入流水线工作，也是被调到了沟通需求最少的位置，薪资也相应不同。

为了养家糊口，韩双不得已回到河北老家，找了一份外卖员的工作。“送外卖的沟通需求相对少些，只需按要求送到该送的地方，”韩双表示。

但，这样的工作也会受听障影响。

听障外卖员无法及时收到手机接单提示音，只能一直刷新屏幕以免错过消息；顾客打来电话时，他们没办法直接回答；到了指定地点找不到顾客时，他们没办法听见客户的指引找到正确方位；骑着摩托车送餐时，他们也感受不到发动机的轰鸣。

韩双说，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从一开始，他便失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我想把自己‘卖’出去，可没人愿意接受，难以沟通是我最大的缺陷，”韩双陷入沉思。认识他的人说，每每不开心时，他就会做这样的动作：右手握拳放于两腿间，左手狠狠地揉搓右手手腕。

转变

尽管千百年来，无声给听障人士带来了无尽的封闭与不公，但再长的夜也会天亮，再远的路终会到达。一切都在慢慢转变。

曾几何时，出生即聋的人被认定根本没有学习能力，如今这个错误观念早已被推翻，社会越来越多人能够正确认识和看待听障人士，给予他们更多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一直以来，不同于其他新生父母，听障父母没有听辨孩子状态的能力，听障几乎切断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有效联结。从一开始，听障父母照顾孩子的手段就少于其他家庭，只能靠“碰”和“盯”：睡觉时必须紧握宝宝的手，并且只能浅浅入睡；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把孩子放在跟前，时不时就要看一下孩子的状态；就算孩子哇哇大哭，妈妈只能抱着孩子、盯着孩子……

在科技的助力之下，芸子明显感觉到，现在照顾米米比当时照顾俊俊要轻松了许多。因为她有了更多的科技“新帮手”，比如房间的婴儿看护机、监视器，以及手中那部手机。

“以前我在炒菜的时候，我都得把宝宝放到厨房门口，每过几秒就侧过身去看一眼孩子，”芸子感叹科技带来的改变，“有了监视器之后，我就通过监视器去看房间里的宝宝，把手机放在我面前就好了，我炒菜时只要时不时抬眼看一下手机屏幕。”

应娟乐见这样的改变，也热衷于和同事一起，通过科技创造这些美好的改变，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因科技进步而变得更为便利。为此，项目组最近研发出了vivo手机的新功能：哭声监测、听说功能、无障碍通话等。

芸子在手机上打字“宝宝好棒”并播放给米米听

正如前文所言，在听不见哭声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孩子当前状态，是芸子这类宝妈关心的首要问题。当手机上有了哭声监测等育儿辅助功能之后，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如今，每次离开米米身边去晾衣服、做饭，芸子都习惯把vivo手机放在孩子旁边。若米米突然哭闹，手机会立即感应并通过连接的手表通知芸子。而在晚上睡觉时，芸子也能睡得更踏实了，因为哪怕她睡觉时没握住孩子的手，手机也会通过震动唤醒她。

更重要的是，vivo新功能帮助芸子等听障人士解决了生活中许多的沟通难题。前不久的一则新闻触动了许多网友的心，一位听障父亲带着女儿到医院看病，因担心说不清楚而情急落泪。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在芸子带米米去看病时也偶有出现，有时候简单的几句话，双方需要来回写两三分钟时间。

最近，芸子带米米到医院检查时，尝试使用vivo手机的听说功能。通过此功能，讲话人的话可以直接变成文字在手机上展现，而听障人士则可以输入文字转语音让对方听到，大大缩短了沟通的时间成本。

起初，医生发现芸子是听障人士后，直接拿出了纸和笔，简单写下“半小时观察”等关键词。经芸子提醒，医生通过手机的听说功能直接讲话，芸子便能即时通过手机了解医生口中“半小时观察”的完整意思，并用文字转语音“回应”医生的解释。

当手机能替你听，许多不应错过、不能错过的消息将逐渐能够被“听见”。若手机还能替你说，沟通上的阻碍也就迎刃而解了。转变，已在悄然进行。

希望

因为不方便，听障人士极少接打电话。谢明理解这种感受，“当沟通无效时，这些伙伴会因为自身而感到羞愧，甚至觉得尊严受到冒犯。”而实际生活中似乎避免不了一些打电话的场景，比如快递、外卖到了，甚至报警求助。

为此，vivo也在产品上做了一些设计尝试，无障碍通话功能可让手机在电话接通之后自动生成一个放大版的对话界面，对方的声音在系统里转换成文字，呈现在听障人士的手机屏幕上，听障人士想表达的内容也可以直接在该界面输入，系统通过语音传输给对方。

依托快速发展的通信技术，交流中的时空难题已被逐步破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喧嚣世界与无声世界之间那扇门，也已被缓缓开启，听障人士可以从封闭中走出来，与这个喧嚣世界“重新连接”。

由于种种原因，芸子的大儿子俊俊回到了老家济南读书，和身处深圳的芸子相隔1800公里。过去两年，芸子和俊俊基本上只能靠视频通话联系，在小小的屏幕上打手语，尽力看懂对方的关心。

现在，芸子在和俊俊通话时，俊俊只需像平常一样说话，芸子就能在屏幕上看到儿子在说什么。芸子也提前把一些常用语句设置好，每次轻轻一点，手机便能按照设定帮她“说”出想要说的话。

芸子、徐超用无障碍通话功能和俊俊视频通话，全程不用再打手语

这些功能给韩双带来了一些希望。他的愿望不大，如果这样的功能可以让他稍显健全地投入一份工作中，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起码，当沟通变得顺畅，“封闭”就不再成为“不公”的理由。

无障碍

为了实现哭声监测、听说功能、电话字幕等无障碍功能的更新，长达数月，应娟和团队成员四处调研走访听障人士。

他们从中获得相关诉求，并据此改造移动设备，来改善残障人士的使用环境，给了更多残障人士一个新的“工具”和“通道”，让他们能与身边人交流与沟通，让个体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更为丰富。

“我们努力去研发更新无障碍功能，最终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便利的，”应娟提到，团队成员明白个中意义，就算调研过程比较繁琐比较累，大家都觉得很值得。此次更新的无障碍功能，是vivo在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送给听障人士的一份礼物。

如今，社会各界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无障碍化建设上。除听障人士外，视障人士、肢体残障人士、老年群体等都在无障碍建设的考虑范围内。

联合国官网国际残疾人日页面写道，“残疾包容是维护人权、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承诺的核心所在。”

“在世界从疫情中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残疾人的愿望和权利被纳入一个包容、无障碍和可持续的后COVID-19世界并得到体现。”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只有与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积极协商，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谢明和他所在的机构正在力所能及地推进无障碍建设，并对科技公司在信息无障碍建设方面付出的努力持欢迎态度，“这也是很多障碍伙伴的想法。”

而应娟和团队成员的努力，也并不会止步于此。应娟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借助手机这样的智能终端，让更多人享有平等接入数字世界的权利。”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并且面向所有对无障碍存在需求的人士。

对于未来，公泽忠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和听障朋友都一样，“也希望科技能改变和助推我们的无障碍沟通，满足聋人朋友更多的精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