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书店：“鲁迅会客厅”与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重现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不只是对一家百年书店的敬重，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溯源。
责任编辑：周建平
1932年秋天，阿累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个中午，天气阴冷，他到内山书店躲雨。
在这家最早引入“开架售书”模式的书店里，他选中了鲁迅译的《毁灭》。此时，“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走了过来。“一块四，”阿累买不起。内山似乎看出他的窘迫，熟稔地将咬着烟嘴的鲁迅叫了出来。最终，鲁迅以一银元的低价卖给他两本书。
这成为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走进中国人视野乃至教科书的经典一幕。内山书店是内山完造夫妇于1917年在上海开设的。从1927到1936年，据《鲁迅日记》，鲁迅出入内山书店512次，内山完造还给鲁迅设了个专座，书店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会客厅”。1936年，鲁迅病逝，最后一封信正是写给内山完造：“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
上世纪80年代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铁荣在日本一桥大学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木山英雄。木山带他去了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的日本内山书店。历史上，对清朝留学生进行语言培训的弘文学院、清朝留学生会馆都位于神田区，留学生多达千人，也让神保町书店街诞生了许多汉学研究书店。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此开设了日本内山书店。
书店编辑部主任三浦胜利给张铁荣讲了一个故事：80年代，一个上海的留学生，拉着大箱子到内山书店，表示自己来日留学，不认路，能否把他送到学校去。“教材上阿累的《一面》在那个年代，让学生知道了内山书店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友好单位。这个事说明，内山书店跟年轻一代学生、跟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渊源是特别紧密的。”张铁荣回忆道。
90年代末，作家刘柠在日本工作，常泡在神保町书店街。一次，他发现了日后即将翻译的内山完造自传《花甲录》，“那本是日本岩波书店的版本，装帧很吸引我，淡雅朴素，非常有文化味，透着历史沧桑，外面有一个含套，书也很厚重。它把我之前读鲁迅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本来都已经沉淀于水底，沉渣似的，又搅动了一把，对鲁迅的一些理解重新激活了。”
在研究内山完造和书店的学者吕慧君看来，“内山书店在中国跨越了近30个年头，引领了书店业界的革命。从日文书籍的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
作家、教育家夏丏尊说，“能有这样一位老板，实在是20世纪百年间彼此有过太多不幸的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幸。”他写的墓志铭也最能概括内山完造的一生——“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距离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已104年。2021年7月，它回归天津。重现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不只是对一家百年书店的敬重，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溯源。
“活中国的姿态”
1885年1月11日，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那是一个偏远的小村。从山阳本线笠冈站换乘井笠轻铁到终点站井原，再沿着小田川的清流，坐小巴士北行约一里地，才能到达芳井村。他的父亲担任过村长、村会议员，母亲是印章店老板的女儿，生有四男三女，只有内山完造和两个弟弟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底层少年，贫穷、调皮、不爱学习，热衷在小学幻灯放映会表演饶舌。四年级，家人决议让他放弃学业，赴大阪做买卖。内山心底很高兴，“我对家父一个人独食白米饭而其他人均吃半麦饭这件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网络编辑：柔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