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结束后，他们面临养老困局
马永杰参与的多起诉讼中，当事人要求的并不是刑满释放后继续享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而是把此前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企业，按照企业标准办理退休，安度晚年。
山东一县人社局在法庭上回应，他们无法履责的原因是相关政策规定的滞后和缺失，“我们想办理也无法办理”。
“受到刑罚的人，依法已承担了刑事责任，不应再承担其他不利后果。如果消除犯罪前的工龄，就意味着对以前劳动权利的否定和对养老金的剥夺，这实质是刑罚的扩展和延伸。”
（本文首发于2021年8月2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谭畅
南方周末记者刘怡仙为你导读。
程剑敏一直在等，等“群友”李洋的案子有个好结果。
2021年4月，李洋诉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由最高法提审。程剑敏想，如果李洋胜诉，自己或许也能因此领到养老金。
程剑敏61岁，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曾任县经济委员会的调度室主任，常年坐办公室。如果不“出事”，他将和同事一样，退休时每个月领到六七千元的退休金，过着还算优渥的晚年生活。
但2014年，他因受贿罪及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满释放后，已被开除公职的他先后在纸厂打零工、和爱人开小饭店、给人看大门，勉强维持生活。
2020年8月，程剑敏年满60岁办理退休手续。这时候他得知，自己的工龄因犯罪清零，缴费13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不被认可，仅剩出狱后6年多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这意味着，他还要再工作8年多，才能满足15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从而领取养老金。但此时的他双膝股骨头坏死，经过数轮手术，已经失去劳动能力，每月还需支付八百余元的药费。
程剑敏逐渐知道，全国各地与他境遇相似的人有不少，其中一些反复信访或起诉人社部门。“我们交了养老保险，为何得不到基本的养老保障？”程剑敏这样问。
曾代理多起此类案件的律师马永杰认为，他们的窘境一方面源于受过刑事处罚的前科人员遭到排斥，基本社会保障权益不被重视；另一方面，也与养老金并轨改革过程中，对这一群体的政策缺失有关。
“群友”的期待
在程剑敏所在的抱团取暖微信群里，济南老人李洋是最重要的参考案例。
69岁的李洋自2012年开始便与当地社保部门反复沟通。近十年来，他与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原济南市社保局）的诉讼历经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济南市中院、山东省高院的数次审理，至今仍无定论。
根据裁判文书网信息，李洋从1970年参加工作，1994年开始，他所在单位按照事业单位标准为其缴纳养老保险。2000年7月，他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单位同期作出开除李洋的决定。服刑三年后李洋获得假释，开始以社会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算起来，到2012年5月底，养老保险刚好缴满15年零1个月。
但2012年5月，李洋年满60岁前去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的办事处办理退休手续时，未能获批，原因是李洋的缴费年限不符合法定退休条件。李洋对此不服，于是起诉济南市社保局。
数次诉讼中，双方矛盾逐渐聚焦在工龄计算与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是否挂钩。济南市社保局认为，李洋被开除公职后，1994年到2000年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同时，这段有实际缴费的时间也不能算作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他的个人缴费只能做退费处理。
济南市中院认为，济南市社保局拒绝为李洋办理退休手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