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的响箭：上海左翼文艺往事

“离别不值得悲伤。”

1929年1月18日，鲁迅在上海“中有天”餐馆为友人践行，席间一位近视青年作陪。回到家后，后者在日记中这写下这样的话。整整两年后的1931年1月16日，他与鲁迅会晤，带上鲁迅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抄单，匆匆离去。又逾两年后，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回忆这件往事，“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这位青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盟员、作家柔石，若再想起，想必也会收回自己的话的。

1931年1月17日，包括柔石在内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员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开会；由于叛徒出卖，共有30多人以“宣传赤化”“共产分子”等罪名被捕，1月23日被“引渡”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然后就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

2月7日，已经离开住所、与妻儿到黄陆路花园庄旅店避难的鲁迅，还在为营救柔石等作家捐款，而当天深夜，29岁的柔石、28岁的李伟森、胡也频、24岁的冯铿和仅仅22岁的殷夫，与何孟雄、林育南等18位共产党员（另有一人名不详）在龙华被枪杀或活埋。

鲁迅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以至于他不愿去看桃花的名所龙华——“体质是弱的”、在被捕5天前（1月12日）带着四枚新会橙与柔石同去拜访周家的冯铿身穿羊毛背心走向刑场；而头与胸共中10弹的柔石，生前正着手写长篇小说《长工阿和》。

上海左联纪念馆二层展示的柔石所用笔筒（复制品）、印章、印泥。 （孟慧忠/图）

“国中之国”

五烈士中，鲁迅最熟悉柔石，“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他们所居景云里在虹口横浜路35弄，建于1925年，弄内4排三层老式石库门建筑，具有简洁明快的海派风格。1927年10月3日，鲁许从香港来沪，8日即从爱多亚路（延安东路）长耕里共和旅馆搬入三弟建人亦寓其10号的景云里，租23号，左邻茅盾，右舍叶圣陶，4号则是首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主办的大江书铺；后搬至18号、17号，23号则租给了柔石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常叫他们搭伙用膳。

正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笔战的鲁迅，经由国民党“清党”，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极期”，假如还有新生的希望，应该在奋起反抗的被压迫者身上，而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南昌起义之后的一系列斗争，让他看到了人气和希望。像他们一样的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到牯岭养病，“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创作了”。像他们一样的没有枪杆子的诸多文艺青年拿起了笔杆子，从对个人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改造国民性、实现民族救亡，进而探求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路，而云集“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上海，一如作家王德威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多以北方为根据地，10年以后，重心则由北而南。此时的舞台不是别处，正是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界化繁盛时期的上海，当“小资”泛滥成常态时，“革命”就成为新的时髦，坊间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核心话题；“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更受到追捧：太阳社成员蒋光慈成为畅销书作家，还经常遭遇盗版，他的《野祭》《寻爱》《冲出云围的月亮》、丁玲的《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阳翰笙的《地泉》、冯铿的《遇合》《重新起来》……写革命者闯情关，不再关注礼教吃人，而聚焦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全社会都爱看。而上海被帝国列强侵占的分裂状态，存在很多漏洞和缝隙，更给共产党和红色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

1929年6月，中共二届六中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成效显著；柔石的“小伙伴”魏金枝发现：“一些文学刊物……虽然它们常常只是昙花一现，但也可以在这昙花一现之中，看见一些熟人的文章，闻到一些革命的火药气味，从而知道在其中一定还有党的组织在活动。”

这些能让党的组织活动的“缝隙”，恰在虹口。“北四川路、史高脱路、窦乐安路一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也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质上归日本人统治，这儿很少有白人巡捕，也没有印度‘三道头’，当然，国民党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说。“魔都”的租界，为左翼文化的创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