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60岁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是不用着急的游戏

自学外贸业务的每个夜晚，到岸价、离岸价等陌生术语在眼前频繁出没；白天攥着上万美元的大合同钻进出租车，尽量不去揣测会不会又是徒劳无果；反复登门同一家医院的核医学科、放射科，推销过程中偶尔脸红羞涩。

为生计奔波的细碎时刻，一个念头总会在止庵的脑海里闪过——40岁必须退休，不再工作。他先后在一家如今已不存在的丹麦公司、一家法国公司分别推销大型医疗设备和通讯设备，2000年，完成交接后，终于如愿。这一年他41岁。

离开外企，他摆脱了朝九晚五，专心做起闲人。每日在家中看书，兴致来了写写东西，不想写就在电话里跟朋友聊天。二十多年前，他搬进北京四环外的望京西园，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周围别无他物，除了一大片树林，和冬天从中钻出的野狐。

住进来的第二年，树林便消失了，楼房、更多的楼房此起彼伏，外面越来越新，家中越来越旧。他不为所动，坚定地过着“没有什么事今天非做不可”的生活，不写专栏文章，不接有明确时间要求的约稿，罔顾一切提倡生于忧患的价值观，不给自己任何压力，仿佛置身于世界上最完美的井底。

客厅里站着近十面书架，几万本书完好地置身其中，没有折页，不见划痕。传闻快递送来的新书要是书角被擦碰，他都要弃之重买。这里干燥、整洁，日光不刺眼，比起家，更像是合格的书库，就连进门口一侧的杂物柜，堆放的，也不是鞋或雨伞，仍是满满当当的书。

看着这个小型图书馆，时间似乎流失得比较慢，但考虑到止庵平日具体做的事情，又不免觉得吃紧。对于兴趣，他一律付诸穷尽钻研的态度。周作人千万字著译，他完整看过好几遍，并写下《周作人传》；《庄子》的注本他读了一百多种，将重写的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为张爱玲编过全集，光是《色戒》就读了至少50遍。除开这些，据他的好友、藏书家谢其章说，提到《论语》、唐诗、老子、孔乙己、义和团，止庵都能侃侃而谈。各类文化座谈活动，谈格雷厄姆·格林、谈村上春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嘉宾席上也总能看见他的面孔。

他平头方脸，未开口时像独来独往的严苛教授，说起话来，神色略微缓和，但仍是探讨问题的认真模样，唯独讲到那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无用功，才会绽放出难以抑制的笑容，如同手捧众人皆有的玩具却领悟了独到玩法的孩童。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当你了解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着急第二个，因为这本来就是不用着急的事。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做第二、第三个。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做一个小的没有用的专家，我愿意把我那一辈子做成这么一个事儿，稍微深入一点地去对待不同的领域，而不想做一个泛泛的人。”

最新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女演员尾野真千子，从2021年1月中旬起，每天晚上8点，止庵准时坐在电脑前，看其主演甚至只参演了几分钟的影视作品，哪怕是一百多集的晨间剧，也从不快进。爱屋及乌、喜欢某个演员而在找片时按图索骥的大有人在，但似乎很少有人做得像他这般彻底。他发动各路朋友寻找片源，最后下载六十多部。他列好表格，每看完一部就划掉一个。

看完之后他还得查查是哪年拍的，谁是导演，评价如何，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写点感想和推荐，做完这些工作，才算是跟一部片子好好告别了。在他锲而不舍的宣传下，不断有编辑来向他约稿，说看了这么多怎么能不写，不写不就浪费了吗！止庵哭笑不得，“我说我就想浪费一点事，我怎么会写一个《论尾野真千子》？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百分之百不会写，一篇文章都不会写。这完全是我的个人乐趣，就是好玩，我觉得活得有乐趣其实是做人最重要的事，包括写这个小说也是，我想干的事，会不厌其烦，我不想干的一点都不想干。假如我真的觉得苦，我就不干，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才写的。”

上个月，他的新书、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故事的构思、梗概，早在1988年就已成型。当时他是一名闲得发慌的记者，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有些书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于是找原先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开了张伪病条，请假在家四个月，一本一本地读庄子、老子，读《史记》、读《吴越春秋》。

读完后，先秦的几个人物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其中一个就是尚未复仇成功、仇人却先一步病逝了的伍子胥。止庵被其身上的局限性吸引，为这种类似古希腊悲剧中展示的命运感而触动，于是着手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甚至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各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