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我与铃木阳一先生

初见铃木阳一先生，我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们都曾经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先生学习。由于我跟随徐先生的时间比较早，所以铃木先生称我为“师兄”，其实他比我大十岁，我表示不敢当，他却认为理所当然。

日本学者通常都是十分客气，说话委婉含蓄，礼仪周全而又界线分明。铃木先生却是性格直爽，甚至豪放，我十分喜欢，这更容易让人亲近，让我只记得同门情谊，而忘记了国籍与文化的差异。

我们对徐先生有着同样的敬佩，深感高山仰止。他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因为先生总是约他在这段路上散步，同时交谈学术问题，“先生对学问非常严格，并且没有权威主义，尊重合理主义”，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徐朔方先生是戏曲、小说研究领域的大家，不过我只传承了戏曲这一块，铃木先生则是从小说切入的。在中国学界，小说与戏曲的研究者似乎各自为政，交集不多，而铃木先生到中国来参加学术会议，主要也是小说研究方面的，所以我们此前接触的机会有限，直到我去日本访问之后，交流才多了起来。

2001年5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我初次到日本。浙大的金健人教授正在横浜的神奈川大学做客座教授，他是我大学同学，也是铃木先生的好友，我根据他的建议，购置了数码相机、扫描仪等工具，并从他那里学会了购书、复制资料的窍门。不久，另一位大学同学、汉语史专家方一新教授也以静冈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来到横滨，我们因为专业不同，此前交集甚少，不料能在异国他乡相聚，令人格外喜悦。只是三位同学甫一见面，就被领到了一间会议室里，却见一排学者端坐以待，有多位还是白发苍苍的前辈，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一场学术对话。因为刚到日本，初历阵仗，兼之对交流内容毫无准备，面对那些精心准备的问题，我只能率尔作答。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这次交流期望甚高，但这些问题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