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中国：寻找东江纵队营救盟军旧地

很多年以后，霍英东回想起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上学的那个早晨，“因为学校考试，这天没有走路，要花三分钱坐电车，希望争取多些温习时间。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九龙方面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接着响警报，不久知道日本进攻香港，不用上课了。”得到停课的消息，平时学业繁重的霍英东“居然开心了好一阵”。那个时候，只有18岁的他并未意识到就是从这天开始，自己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这天是1941年12月8日。3万多名日军在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越过深圳河，大举入侵香港，一路沿广九铁路南下上水、粉岭，直趋大埔、沙田；另一路沿青山道插入西南。英军经营多年的新界、九龙防线相继溃败，于12日退守香港岛。几乎同时，活跃在今天深圳、东莞、惠州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派出几支小分队潜入九龙、新界，开展秘密营救工作和敌后武装斗争。其中一支经大鹏湾上的吉澳岛，坐船进入新界东部丘陵起伏的西贡半岛以及启德机场附近，并逐步向九龙市区延伸。

大鹏半岛位于深圳市东南部海岸，大鹏湾和大亚湾之间。 （视觉中国/图）

赖特越狱

香港以及同日珍珠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地爆发的遇袭事件，标志着美英两个大国终于向日本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

18日，日军强渡维多利亚海峡，登陆香港岛。23日，日军攻占岛上主要水源地——黄泥涌水库，切断全港淡水供应。圣诞节下午，驻港英军司令——查里斯托弗·马比尔少将下令投降，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日军706人阵亡，1534人负伤；而盟军（包括英军、印军、加拿大军、香港义勇防卫军等）除2113人阵亡，2300人负伤，还有8500多人成为俘虏，分别羁押在马头围、赤柱、七姐妹、深水埗、亚皆老街和启德机场等地的集中营。

后来在1949到1964年间任职香港大学校长的林赛·赖特是战时香港义勇防卫军战地救伤车队总指挥，军衔中校（后为上校）。1941年12月27日，他被关进深水埗集中营，一度转入亚皆老街集中营，旋即又被送回。深水埗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因有一处深水码头而得名。“埗”同“埠”，广东话的意思就是码头。深水埗集中营濒临海湾，原是一座可以听见潮声的英军兵营，经历战火，变得破败不堪，条件恶劣。战俘们睡着拥挤的大通铺，吃着发霉的大米和腐烂的蔬菜。日子不长，疾病开始蔓延，特别是白喉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战前香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赖特明白，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他和他的华人秘书李玉标，以及香港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摩利上尉（原香港大学工程学讲师）、戴维斯中尉（原香港大学物理学讲师）一起密谋逃跑。

1942年1月8日，机会来了。涨潮时分，李玉标买通一个渔民，偷乘他的小船逃走。次日晚8点半，赖特、摩利和戴维斯溜到海边。按照先前的约定，赖特发出信号，“划着火柴遮掩三次”。不一会儿，李玉标带着一只小船出现。赖特三人赶紧爬上去，不料，小船因负重搁浅，一动不动。李玉标和船夫拼命推船，水下的礁石刮着船底发出“嘎嘎”声响。“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种摩擦声响似乎震耳欲聋，人们紧张得好像空气都凝固了。”船总算漂浮起来，大家屏住呼吸，轻轻挥桨，“尽力向荔枝角划去”。

在青山道附近，赖特等人上了岸。接下来，他们屡屡遭遇险情，不时在浓雾弥漫的山野间迷失方向，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日军手电筒的光柱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扫来扫去……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他们只能昼伏夜行，绕道前往西贡——希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船，载他们渡过摩斯湾（即大鹏湾）。11日凌晨3点，赖特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冈上，望着山下的小河和远处摇曳的灯火，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西贡来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更不知道游击队正与伪军展开竞赛，四处寻找他们。直到12日下午，派去探路的李玉标带回一条好消息，他和游击队接上头了。躲在密林里的赖特抬腕看了看表，指针显示5时45分。天还没黑。

这天晚上，赖特等人受到游击队盛情款待“好好地吃了一顿”，还在西贡的一所学校“享受了几星期来第一次热水澡”。游击队甚至答应了赖特的请求——派人给深水埗集中营囚禁的马尔比送信。但不幸的是，赖特后来得知送信的小男孩在靠近集中营时，被日军开枪打死了。由于日伪军抵近侦察，赖特等人不得不连续转移了好几座村庄。在其中的一座，赖特有生以来头回“饶有兴趣地观看一个政工干部，向村民们讲解历史、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14日早晨——逃离深水埗的第5天，赖特等人在西径的企岭下海边，登上了游击队的木船，“船头架着一挺轻机枪”，驶向中国大陆，登陆地就是沙鱼涌。

从前的沙鱼涌 （庞勉供图/图）

登上大陆

沙鱼涌位于深圳大鹏湾海岸线的中间点，西侧是葵涌河的入海口，东边是一道不算太高的山岭。明朝起，客家人就迁居河涌东岸的山脚下构建村落。因为煮制海盐又有避风良港，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管理盐业及贸易。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以后，与西贡半岛隔海相望的沙鱼涌，渐渐变成进出香港的重要口岸之一。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仅贩运货物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俨然一座“微型城市”，村内村外遍布海关、警署、教堂、银行、货栈、当铺、妓院、烟馆……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庚子首义，就通过这里输入起事的人员和军火；1925年，为支持省港大罢工，共产党员周士第率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此与陈炯明军队血战；1938年，华南抗战爆发，通往香港的陆路交通被封锁，沙鱼涌便成为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军以及土匪、海盗明里暗里反复渗透与争夺之地；香港沦陷后，游击队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接应被营救的人员以及轮胎、被服、药品、火水（煤油）、枪械等抗战物资……

在逶迤着青砖小楼的街道中段，我找到了码头。近处的河面上停泊着几艘用来观光的快艇，不时有人大声招徕生意；而稍远的入海口那里，一艘载客快艇正在波涛间蹦跳，拖曳出一道雪白的浪花……游客服务中心设在码头旁边，门庭寂寥。工作人员告诉我，沙鱼涌近些年变化很大，破旧的老房子基本都翻修重建了，码头也几经修葺，但位置始终没有调整过。

经过9个多小时的风浪颠簸，傍晚时分，营救木船驶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