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地标丨走进一大会址,重访1921

一大代表之一陈公博与新婚妻子当时住在大东旅社, 五十多年后,陈公博当初的这一无心安排,却成了破解会议召开时间的关键细节。

有人质疑党史研究对于细节的苛求。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回应: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堆叠在一起,“成为历史的大潮,足以改变时代的方向”。

(本文首发于2021年04月0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19年6月21日,众多游客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 (人民视觉/图)

每天清晨,当K11大楼墙面上那根闪着荧光绿的时针,指向如波浪一样的数字“9”时,新天地商圈,这片位于上海黄浦区的知名街区,人潮开始涌动。

一百年来,炮火、革命和崭新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次第上演。兴业路76号,一栋标注着“104—108号”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已连续多年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青砖墙面上的白色挂牌上,清楚地写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921年,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披荆斩棘,已走过了整整100年,党员数量从五十多人增加到近9200万人。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100年来,对一大的研究,也从未止步。1951年,一大会址才被发现;1979年,学者才考证出一大召开的时间为7月23日;一直到2007年,在一大召开的86年后,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尼克尔斯基的照片才被发现……

“不论是党史研究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希望面对的是真正的历史。”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多年的该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认为,关于一大的研究不仅仅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追寻来时的路。

“○○○○○之招”

新天地的开发始于1914年法国租界的一次边界扩展,当时法国人将街道精巧划分的痕迹依旧,步行者和深色轿车之间,往往被金色的礼宾杆隔开。由头戴礼帽、身着墨色毛呢大衣门童送出的那些宾客,迈出身后的高楼后,在这块土地上大约每走200步,就会碰上一个十字路口。

每天早上8点半,一大会址博物馆讲解员李欣曈穿过方方正正的街道时,这个“白天和晚上完全不一样”的商圈此时尚未苏醒,寂静让李欣曈可以想象,100年前,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的13个青年人,为了一次秘密会议,如何躲藏、逃生,又再次奋战。

以新天地西边的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一里地,遗落着众多革命人士活动的踪迹。在这个不大的里弄街区里,《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革命根据地,曾隐藏在一个个红砖外墙、黑漆木门的石库门建筑之内。

但是,李欣曈认为,没有哪一次活动,如同1921年夏天的那次会议一般,惊心动魄且影响深远。

在历史材料的字里行间,依旧可以体悟到1921年7月,那场极其隐秘的相聚。1921年6月29日,刚加入新民学会不久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承认,担心别人发现,所以用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

那场始于1921年7月23日、一个濡湿潮热夜晚的会议,一直持续到8月初。开会过程中,为掩人耳目,代表们大多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博文女校。

会议开始前,张国焘被推选为主持人,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书记员,刘仁静负责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讲话——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并未出席。陈李二人未出席会议的原因一直被学界讨论,但一部分学者认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把这次会议当做大事。会议结束6年之后,周佛海甚至忘记了山东代表的名字,只记得是“两个学生”。

当会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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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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