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家长选择题：

家长带着孩子在书店里选购教辅书籍。 （视觉中国/图）

“老师给你们补课吗？”“你们刷课外题吗？”“有随堂测试吗？”这样的“三连问”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从来不！”

在南京市教育局的公开回应中，坦承“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并承诺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

严厉的减负令下，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初中生、家长都陷入了更深的焦虑，课后上辅导班也是常事。“有种学偷偷上、题悄悄刷的感觉。”

“老师给你们补课吗？”“你们刷课外题吗？”“有随堂测试吗？”

这样的“三连问”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从来不！”

2019年10月30日晚上，南京市民张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转述了这样一个对话场景。这是大约一周前，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回到家里，“假装一本正经”地跟张平表演起和南京市教育局进校检查组的对答。

过去一个月，许多南京市中小学经历了一次“规范办学”的检查。而“减负”工作正是检查的其中一项重点内容。

自此，南京家长，尤其面临小升初压力的家长，陷入了焦虑。一篇《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开始流传，罗列“减负”后的诸多“不许”规章，描述此次检查行动中，查学生书包等怪象，甚至痛批“减负＝学渣”。

一石激起千层浪，数日内，不仅仅在南京，包括在浙江、北京等多个“减负重镇”，这都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共鸣。

同样是10月30日晚上，在南京市教育局的公开回应中，将这次检查称为“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坦承“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并承诺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

“互相糊弄”的检查

看着儿子表演“标准对答”，身为教育研究者的张平哭笑不得，反问儿子：“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儿子则淡然，“教育局检查组的人听了我们的标准答案，一笑而过。”

在张平看来，这不过是为了完成减负目标，“互相糊弄罢了”。

用张平的话来说，“减负”年年提，“补课”天天有。南京开展减负并非一两天，但这次检查之所以引爆家长激动的情绪，是因为检查的对象从老师转移到了学生。以往只是给老师开座谈会，下到班级抽查老师，这次则要对学生进行随机提问。不过，对于网传的检查学生书包，南方周末记者多处采访并未得到证实。

同样在南京，刘莹作为某所小学的教务处长，过去一个月间，为了迎接这次检查忙得“焦头烂额”。10月31日下午，刘莹刚写完这次检查的工作总结，对南方周末记者诉起苦来：“既要完成教育局的要求，又要让学生家长满意，还不能给老师太大压力，我们也很难。”

悬在南京老师、校长头上的一把“利剑”，是南京市正在力推的素质教育试点，其中，减负是重要抓手。刘莹说，与全国其他地方减负的要求大同小异，南京小学的减负关键看两点，一是作业量大不大，二是是否存在补课。

在刘莹所在的小学，老师给学生们硬性布置的作业这两年确实大量减少，小学低年级完成语数英三门主科作业的平均总时长，基本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而高年级也不会超过一小时。预估超出这一时长的习题，老师们只能说“建议大家自行看一看”。

一位南京家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配套练习题，因为不是教育部门指定的，学校会强制要求学生拿回家去，不能放在书包带到学校里来。

严厉的减负令下，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初中生、家长都陷入了更深的焦虑，课后上辅导班也是常事。“有种学偷偷上、题悄悄刷的感觉。”一位南京市初二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没觉得减负以后，自己心里真的放松。

此次南京的检查不仅针对公办学校，也包括民办学校。这让一些民办学校校长急红了眼。一位民办小学校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校除了国际部的学生是为了出国接受定向培养之外，还有更多的普通学生是因为学位不够等各种客观原因选择了就读该校。他担心，公办小学即使减负，学生考分不够，也可以升入较好的公办中学。民办学校则不同，一旦减负影响了教学质量，不能晋升好学校，就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但此前早有专家指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小学初中不论公办校、民办校，也不论“名校”还是“草校”，所有学生都应该在一致的教学标准下学习。

“减负令”多地齐发

每年10月，在9月开学稳定之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到学校走访督查的惯例。最近几年的督查，减负都是重头戏。南京当地教育界人士称，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检查，都是基于义务教育法，这本身并无不妥。

而且，每年此时，多地教育行政部门都会发布“进一步规范学校管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要求。

南京的减负风波只是一个缩影。“南京的减负工作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的切实落实。”北京市教科院研究员王凯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评价。但在优质资源依然相对短缺、学生之间竞争依旧激烈的局面下，这种减负无疑会触动家长的神经。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梳理，过去一个月，云南、厦门、宁夏、浙江等多地先后发布“减负令”。

其中，在南京减负风波之际，10月28日，浙江亦发布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公告。这一纸方案，对家庭作业时间、到校时间、补课、入学等33条教学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定。

其中，为保障学生睡眠时间，浙江省教育厅特别提出，小学生到晚上9点、初中生到晚上10点还未能完成家庭作业的，经家长签字确认后，可以拒绝完成剩余作业，教师不得对有此类行为的学生进行惩戒。

尽管这引起不少家长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议，但实际上，小学生晚上9点后不写作业的规定，浙江在2018年就已开始试点。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省教育厅询问相关试点情况，以及最终将此写入方案的过程。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回应。

争议到底何在

近年来，伴随着日益趋严的减负，家长们的焦虑被放大，对于减负的各种争议也从未停止过。

南方周末记者在长期采访相关题材中发现，争议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把握减负的“度”；二是家长的焦虑会否成为阻碍减负的因素。

有的教育学者认为，所谓减负，减的是“超标内容”，并非减少“应学内容”，不会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和升学考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统一标准真正落实的减负，才能更好地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

但也有的专家认为，只要存在升学压力，教育资源均衡就只是一句空口号。真正到升学考试时，还是看分数。“不是说高分就得刷题，那为什么减负就一定要控制作业量呢？”一位不愿具名的基础教育研究人士称。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就曾经有一场关于减负的“文斗”。陆一以《害了孩子，肥了教辅，误了国家：“教育减负”为何越走越偏？》为题撰文，称“‘堵式减负’的致命错误在于其表面化地迎合了两种民意：一种是错把小国寡民的教育模式树立为榜样，追求某种能够绕开选拔竞争的‘理想教育’”。

杨东平则以《“减负”并非害了孩子，肥了教辅，误了国家 》回应，称“分数和升学率竞争取代了学校树人育人的宗旨”。

减负之所以难，在王凯看来，在于既有部分教育部门的不作为，也有学校的唯分论思想作祟，有部分教师的频考做法影响，也有家长的日趋焦虑和剧场效应的展现，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当被众多关系交织、被众多利益驱使、被诸多期望倒逼，深陷其中的学生早已身不由己，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压倒学生的那最后一根稻草。”王凯说。

    “课该补还得补，题该刷还得刷，不刷题，不补课，怎么考重点？”10月30日晚，张平匆匆挂掉了南方周末电话，说得给儿子补习数学。

（应受访者要求，张平、刘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