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贵|追忆蔡鸿生先生
听蔡老师聊起学界掌故，聊到对时下世风、学风的褒贬，都能令我们不时浮躁的内心归于平静。
责任编辑：刘小磊
历史学家蔡鸿生教授（1933-2021）。
2000年1月5日，刚刚结束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面试返回北京，遵林悟殊老师建议，我到风入松书店购买了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限于知识基础，虽然对书中所讨论的漠北草原穹庐文明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的互动关系领会不多，但被作者笔下的哈巴狗源流、狮在华夏等有趣的议题和睿智诙谐的语言所深深吸引，于是便憧憬着早日毕业去康乐园读书了。第一次见蔡老师是2000年8月13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提前一个月来到学校，在永芳堂二楼西南角林老师的办公室里，蔡老师介绍了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特点，以及中外关系史学习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外文的学习及中外互证的重要性。我还记得蔡老师介绍资料室收藏有五卷本德文版李希霍芬的《中国》，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连宽先生购自上海书店的旧书，我翻阅时已经被虫蠹得很厉害。考虑到我对中亚粟特有兴趣，往后的日子里蔡老师不止一次提到资料室有全套的《苏联考古学》和《古史通讯》。可惜时至今日，我对前苏联粟特考古成果的借鉴还只能依靠1971年莱顿出版的弗鲁姆金《苏联考古学》英文版，1981年别列尼茨基《粟特艺术》德文版，以及1990年代以后马尔沙克、施科达等学者在美国《亚洲研究所所刊》等发表的英文论文。我们是蔡先生的隔代弟子，是徒孙辈。也许是沾了学术隔辈亲的光，我们几个从入学之后，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日后的工作，都得到了蔡老师无微不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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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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