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省委书记与一本书的缘分
和这些硅谷或者华盛顿的精英接轨，让观念升级，让视野放大。这就是汪洋、孟建柱等人的施政策略、一种新的“劝学运动”：在世界没有变平之前，先让官员通过读书和网络把观念拉平。
责任编辑：邓科 朱红军
和这些硅谷或者华盛顿的精英接轨，让观念升级，让视野放大。这就是汪洋、孟建柱等人的施政策略、一种新的“劝学运动”：在世界没有变平之前，先让官员通过读书和网络把观念拉平。
目前所有对官员的恭维中，“学者型官员”可能是最让人受用的，其流行程度已经超过了官方经典用语“人民公仆”。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求学时代没有获得知识经济洗礼的官员群体，重又形成一股读书热，同时还可以解释近两年书市中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波澜难兴的中国书市难得地出现了与80年代返城知青的伤痕文学、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似的又一次高潮，这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前者代表着东方传统价值的现代化，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则期冀从后者中汲取并收获西方现代价值的中国化。
领导干部当表率
“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讲坛上，对着满座的中国人夸张地讲解他是如何领悟到这一世界运转之道。这幢位于上海外滩的1922年的七层建筑，无疑是弗里德曼在中国宣讲自己理念的最适合的代表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国当代艺术画廊、浦江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至少在消费主义上象征着世界是平的。
但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们——比如重庆——更急切地盼望从这本书中找到“填平”世界的机会。和以往不同，这种热切最初是由官方推动的。
直到今天，赵雷（化名）已经看了5遍《世界是平的》了。赵雷是重庆一位副省级官员，他回忆说，2005年，汪洋刚到重庆履新市委书记时，官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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