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爽　隐秘角落的阳光 | 2020魅力人物

辛爽的电视剧导演处女作 《隐秘的角落》 将人性的复杂与幽微表现得淋漓尽致，多线交叉、跌宕起伏的叙事，丰富而立体的人物群像，独特而神秘的音乐运用，加上创作团队的人文关怀，让该剧在国产悬疑剧佳作频出的2020年成为其中一座高峰。作为天赋和努力兼备的新人导演，他将《隐秘的角落》受到的好评归功于集体，他尊重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职、互相信任，也尊重观众，不为降低观影难度而牺牲深度。唯有这样的作者能赋予作品真诚和谦逊的品质

对抗变化

临近年底，北京的郊外显得萧条，和导演辛爽的采访约定在他东五环外的工作室。屋里倒很热闹，摩托车、架子鼓、效果器、吉他、雕塑、面具、海报……摄影师认出了墙上的两幅画：“你喜欢爱德华·霍普？”

“挺喜欢的。”辛爽从架子鼓后面转过头来，“他的画很像电影。”

桌子正对的一张是《Morning Sun》，穿连衣裙的女人抱膝面窗坐在床上，早晨的光从窗子外照进来；另一面墙上是《Hotel Room》，穿抹胸的女人坐在旅馆房间的床沿看书，“周春红在旅馆就是这个感觉。”辛爽说。

周春红是他执导的连续剧《隐秘的角落》中的一个角色，隐忍、对孩子的控制欲强，与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又与同单位的主任暗生情愫，两人常在旅馆约会，约会时总有一袋翠绿的橘子，就像《Hotel Room》中那把沙发的颜色。

《隐秘的角落》播出已经过去了半年整，这是辛爽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在豆瓣网站上，它已经被标为2020年评分最高华语剧集第三位，评论有好有坏，最终83.2万人给出的综合评分为8.9分，一个难得的好成绩。

他密集接受了许多采访，也遭遇了一些误解，“当我看到一些最终形成的稿件中的误读、编造和对剧组成员非常不礼貌的措辞

（非主要演员叫作群众演员，不叫龙套！）

我非常失望。”他在微博里说，甚至决定不再接受个人专访，把微博个人账号的内容设置为半年可见。他不是一个爱辩解的人，性格上延续了一些乐队时期不爱说话、讨厌人群的影子。但团队劝他说，你就代表我们去发声吧。

这之后递给他的剧本也更多了，包括许多悬疑类剧本。

“这个事情发生后，身边别的东西都在变，比如有更多人认识你了，然后你有更多项目的机会了，可是你不会因为这个戏播了火了就变成谁了，你不还是你吗？”辛爽试图尽量去对抗这些变化，“就像出海，你打准一个锚点，那就是你的一切需求，所谓的名和利是你对作品的认真坚持所附带的。锚点变了，其他东西就都不存在了。”

实际上他们很快回到了之前因拍摄《隐秘的角落》而暂缓的项目中，碰头，开剧本会。采访当天的凌晨两点，团队还在讨论剧本。再次与他合作的年轻制片人卢静说，他得找到自己喜欢的故事和人物。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在开始做导演之前，辛爽玩过一段时间乐队。

2001年，来北京上学的他和边远、刘昊因为常在一起排练而组成了乐队Joyside。他们都喜欢Nirvana，“那个年代，大家就是喜欢那种特别脏的就这么乱套的音乐。”三个人去演出，给演出方报三个乐队名，一到火车站人家问，哪里有三个乐队呢？他们笑嘻嘻说三个人一换位置就是三个乐队了。后来乐队去巡演，坐15个小时的火车从北京到杭州，又喝10个小时酒。

很难具体去描述那时候他们在寻求或表达什么，“是你脑子里装了什么，你是谁，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在表达什么。”在Joyside纪录片《颓废的东方》里辛爽露面不多，其中一次是在演出后对着镜头讲：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Joyside 在寻找那种野蛮、冲撞的感觉。

三年后他们录制了一张专辑，叫作《Drunk Is Beautiful》，又过了两年辛爽离开了乐队。他感到厌烦了。“你不停地一直在过（一样的生活），乐队大家每天同吃同住，每天都见面，每天都排练，每天互相盯着，去演出在台下看到的永远是同一群人。我不想这样，想换一种方式。”

要换成什么方式他并不知道，总之做过音乐幕后，开过广告公司，拍过MV和广告。他常提到，“有时候我再回想自己十几岁或者更小的时候，会发现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和现在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现在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现在我觉得（拍戏）这事挺好，生活范围其实还挺大的，新鲜感也不太容易消失。”这样想的话，如果还有力气还拍得动，那就拍下去吧。

他永远在跑

卢静是在《幻乐之城》上看到辛爽的，在那档以音乐表演为主要形式打造故事短片的综艺节目里，辛爽一共完成了五支短片：《时光机》讲亲情，《我》以傀儡作隐喻讲一人两面，《五百里》是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爱情……这给他带来了一些关注。

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卢静想。后来她和辛爽聊起过这件事情，“他其实很珍惜拍故事的机会，所以特别努力，因为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拍故事，希望有更多人看到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

《幻乐之城》播出后，爱奇艺平台的制片人想找辛爽拍戏，递了一些项目，但总是没有合适的，便问卢静是否愿意给他递一些项目。“我说那时候他肯定膨胀了。”卢静笑说，她拿手头开发了三年还没有导演的项目给辛爽作为试探，故事非常小众，只有大纲。第二天她收到了辛爽的消息问，是否有原小说。闪送过去后隔了一天，对方便约见面聊。

“很少有人反馈这么快，一般送项目出去，一个礼拜一个月能回复你算很快的了。后来见面他说他喜欢那个项目，想接。”卢静对辛爽的印象很好，也是在那次他们开始合作。

与此同时，卢静正在开发《坏小孩》，那是《隐秘的角落》原著。她已经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见了不下30个编剧，每个都把小说看一遍，聊，最后确定是孙浩洋、潘依然、胡坤、乔·卡卡西，取舍、融合、呈现，确定以讨论孩子成长和家庭情感为主线。

但《坏小孩》遇到过一些困扰，有一次她向辛爽求助，辛爽就在隔天带着做了密密麻麻笔记的剧本和她聊了五六个小时。

即使在合作很久之后，卢静讲到和辛爽的合作仍觉得有一种必须跑的感觉，“因为他不会停，我要是停下来就被他甩到后面了。他觉得好的参考片就推荐给我，看到剧作的好书甚至会买好寄到我家，然后你不看他就会说，卢静你怎么不努力了。他跟每个人对接工作永远都是做好了功课，往那一坐打开他的iPad，至少10页。”

“受人所托的事都得认真对待。”辛爽如此解释。

当然他也确实喜欢《坏小孩》那个故事，很早就跟卢静说“排个队”。辛爽多次提到印象深刻的那个开场——三个孩子在暑假中目睹了一场谋杀。好像耳边有人打了个响指，关于暑假的记忆就全部出现了——热得要死的夏天，无所事事，“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每天在一块，然后做一些看似特别冒险的事什么的，就去哪喝个汽水，觉得那人怪怪的，实际上也不太冒险。”

很快，卢静把辛爽拉进了《坏小孩》主创团队中。大部分主创来自《无证之罪》的团队，毕业于电影学院，辛爽毕业于法学，半路出家，卢静想，也许“他能破一下学院派小圈层的东西”。

极限运动

从北京去广东湛江拍摄地的飞机上，卢静看到辛爽背了一把吉他，后来讨论剧本时他常常拿出来弹。这是他的习惯，有时候是打鼓，“当跑步机用，鼓就是我的跑步机”；但更多时候是弹吉他，弹一会儿停下来，说，“我刚才想到一个点”，聊完再弹，常常就到深夜。

湛江的阳光特别强烈，阴影也特别强烈。常年生活在北方的辛爽不了解南方的潮汐，许多戏份要在船上拍，才发现每天能拍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拍着拍着水就上来了，那个船就不在泥里了，到水里了，船一直在动，演员就没办法表演，而且船其实是个象征，它必须在泥地里搁浅。”

辛爽每天的睡眠时间是三到五小时，拍摄过半他就崩溃了，“我也不能大喊大叫，不能满地打滚，只能默默地崩溃。”他每天照旧从背包里拿出音响放在监视器旁边，但放的歌从爵士乐变成了Hardcore、死亡金属，“必须听那个东西才能让我安静下来。”

77天的拍摄对于剧组许多人来说都像一场极限运动。

“演员的工作注定了他们在现场的工作状态会特别脆弱，特别是要融入那个人物的情绪时，会出不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定要有人去帮助他们。其实导演也一样，现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看着，第一看导演怎么处理这场戏，第二看演员怎么处理这场戏。因为大家要先看明白才知道要怎么工作。你不能犯错，所以也挺脆弱的。”辛爽不是个爱做决定的人，可偏偏导演是做决定的人。“所以经验其实就是一次次不停地重复技能，直到你把技能忘记了，很多的决定、判断变成下意识，变成直觉了。”

于是在拍摄现场，他和演员们便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有一回，张颂文说嚼槟榔不好，辛爽就把这个习惯改了，“必须相互充分信任。”

因此，他也给了演员们表演空间——

“我们让张东升成为一个特别不标签化的坏人。我们和昊哥（秦昊）第一次沟通剧本的时候，我跟他承诺了一件事，说这个坏人绝对不是你脑子里想的。因为他对坏人这事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们让张东升从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变为更丰富的人物性格。颂文老师（张颂文）特别符合《隐秘》这个舞台的气质，在湛江那个小城，他站在那，你就觉得他天然是其中一部分。琳姐（刘琳）的戏其实剧本上看起来冲击力没那么大，在现场发现，她呈现出来的是剧本乘以10倍20倍……”

剧里每一个场景的布置、配乐、打光都认真考量，看似无用的隐喻、留白也被放入其中，“在片子播出前有一些人讲得很难听，说你们在做人饭给猪吃，我觉得特别生气。”卢静说。

“永远不要看不起观众，永远不要在内心降低观众的智商，为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不需要动脑子的东西。”辛爽也愤愤然。在上线前，辛爽还找来妻子、朋友以及主创团队的亲友一起看片，请他们讲片子的问题。“你要讲什么道理不重要，故事才重要，一切东西都不能凌驾于故事上。”

《隐秘的角落》可供参考的经验无非是前期认真开发剧本、给演员发挥的空间、尊重团队的力量以及尊重观众，虽是常识，仍需重申，以此为行业提供一个清晰的出发点。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Not My Time To Die

《隐秘的角落》上线开播那天晚上，主创团队在办公室旁边的院子里架上一块幕布播放，那是他们拍摄结束后第一次聚会，所有人都特别紧张，拿着手机刷豆瓣、微博。

很快卢静收到了许多消息，“那时候还没有破圈，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有好多行业内的人看到，都给我发信息说太牛了，说片子很好，然后会在朋友圈疯狂地给我们发广告，呼吁大家去看。”她把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大声念给大家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就会觉得自己和团队那三年的努力有人看见、有人认可，觉得多了很多战友，一点都不孤独。”后来有人问她是否会把《坏小孩》拍成电影，她说不会了，“每个人真的都付出200%的努力，在《坏小孩》这个故事里把自己掏空了。”

有一次辛爽被邀请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创作团队，他用了乐队Joyside重组后的一首新歌《Not My Time To Die》，官方翻译为“命不该绝”，但他自己更喜欢的方式是——生正逢时。而一次团队合作结束后，他也退场了，剩下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辛爽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人人各司其职，“厨师就好好做菜，司机就好好开车，保证乘客安全，导演就认认真真把每个片拍好，投入百分百的精力。这样子，大家互相都别给彼此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