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我是旁观者，我喜欢中国，也喜欢日本

编者按：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20日去世，享年90岁。《南方周末》曾在2017年对傅高义进行过专访，现推出专访旧稿，以供阅读。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

哈佛“中国先生”傅高义如今越来越像一位中国老头，他目前正在写作一本有关隋唐以来中日关系史的书。（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图）

“日本人写书，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写书，日本人不相信。有时候旁观者更清。我的目标就是写比较客观的书。”——傅高义

下午，街区安静，太阳照着哈佛校园里的一排排教授们住的别墅，但波士顿四月的风有点冷。

傅高义家的门铃按钮有点老化了。傅高义开门，笑着，蓝色的衬衫塞进裤子里，白袜子，棉拖鞋。他示意南方周末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搬来一把白色的椅子，翘着二郎腿坐下了。

角落桌子上的水壶正烧着开水，发出些噪音。他拿出几个不同颜色的杯子倒茶，上面印着“xx有限公司”或者“xx会议”的红色汉字。背后的书柜里，摆放着二十多年来他和学生们的合影。他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笑容的角度在时间跨度很大的几张合影中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就像照片中那样笑着等待提问。

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称号、两次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越来越像一位中国老头。自1960年代至今，他关于日本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书，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邓小平时代》等书，使他被公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傅高义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69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那时他无法进入中国，在香港做研究，看了1949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

傅高义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3年，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之前，他参加了美中关系委员会，和费正清一道为基辛格出谋划策。1980年他第二次到广东，1987年又在广东走访7个月，于1989年写成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

2000年7月，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花了十年时间写作《邓小平时代》。为写这部重要著作，他接触了大量中国政治高层人物。“我运气好。因为哈佛大学也有很多机会跟很多中国人见面。我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我参加的一个国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