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为什么说写不成《张爱玲传》
一直打算以此为题写篇文章，不是对坊间相关作品的评介，只想说自己曾为这样一本书准备多年，何以最终决定放弃。一言以蔽之，材料不够。而这也就是我对现有此类书籍总的看法，即便写得顶认真的余彬著《张爱玲传》、司马新著《张爱玲与赖雅》也不例外，其余则“自郐以下无讥焉”。盖此问题非写作态度认真所能解决，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也。真要认真的话，只好作罢不写。
我讲写张爱玲传记材料不够，有朋友说，怎么不够，要多少才算够呢。我知道这里有个观念问题，一下子很难取得共识，假如不曾认真读过几部译介过来的正儿八经的人物传记的话。我曾说，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文笔。而这其中，材料可靠与充分是关键的第一步。作者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的，力戒辗转因袭；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不可道听途说；孤证不立，应另具材料参照对比。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任何“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然而作者以小说写法来写传记，读者对小说和传记不加区别，在我们这儿可谓是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坏传统。
撰写历史要讲“史德”，传记也不例外；凭空捏造包括细节在内的内容，至少有违“修辞立其诚”。譬如张爱玲逝世后，见过遗容而又留下文字记载的，只有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一位，而他只在《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面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宋以朗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一口气列举了八种张爱玲传记的相关描写，诸如“她平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下铺着一条精致的地毯”，“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 “惟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等等，不是向壁虚构，就是以讹传讹。我们的传记作者好像总是不甘平淡，要变着法儿地写得热闹一点——他们应该去写小说才对，尽管这样写出的也是蹩脚的那路小说。有人说，正因为林式同语焉不详，才给传记作者留下发挥想象的空间。岂不知他记录这些，只为告诉世人张爱玲乃是善终，是以落笔适可而止，自有对故者的一份爱护尊重。——顺便讲一下，林式同在张爱玲晚年对她多所照拂，执行遗嘱也克尽厥职，他并非张爱玲的崇拜者，甚至不读她的书，只为受人之托，便全力以赴，善始善终，形容以“古之君子”亦不为过。
我曾说，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同样适用于传记写作。譬如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她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致宋淇信中说：“那篇《色，戒》（Spy，Ring）故事是你供给的，材料非常好。”宋淇在一九八三年接受水晶采访时详细讲过此事的来龙去脉。最初是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张爱玲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时听他讲起，非常喜欢。她先用英文写了Spy，Ring，未发表；七十年代经过与宋淇的反复讨论，改写成《色，戒》。当采访者说“我还以为是和胡兰成时代有关的故事”，宋淇指出：“不是不是。那几个学生所做的，就是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又说：“易某人绝对是——并不是modelled on 以丁默邨为蓝本，是她 create 塑造出来的。”（见水晶《访宋淇谈流行歌曲及其他》）但张爱玲的传记中仍屡见这类说法：“《色，戒》的故事与汪伪特工头子丁默邨险些遇刺的经过相仿，对作者来说，故事原型可能来源于知情人胡兰成之口。”
说老实话，那种材料充实、分析深刻、写法独特的人物传记，咱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包括有关鲁迅的在内。曾与朋友谈到，倘若写一部鲁迅传，第一步，应该将后人虚构、附会、谣传的内容去掉；第二步，将前人回忆文章失实、误记、捏造的内容去掉，还要甄别鲁迅自己回忆的虚实；第三步，剩下多少真实的材料，就用多少材料，但不妨留意此前各种传记所忽略或轻视，实际上并非不重要的内容。要写张爱玲传，亦当如此。
接下来就看一看可用的材料，是不是够写一本张爱玲传的。
张爱玲去世迄今，已有不少材料面世，对传记写作不无裨益。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她的作品，这又包括首次面世的遗作，以及曾经发表但未收入她生前出版的全集的“佚文”，前者有《异乡记》（一九四六年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经》；以上两种原系一书，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作）、The Young Marshal(《少帅》，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作，未完成；以上三种皆已由他人译为中文出版)、《小团圆》（一九七六年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一九七八年作）、《重访边城》（一九八三年作）和《爱憎表》（一九九〇年作，未完成）等，还有英译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海上花列传》，一九六七年以后译，仅存未定稿，已由他人修订出版），后者有《郁金香》（一九四七年发表）及若干篇散文。
其二是张爱玲的书信，较大宗的有宋以朗编的《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Ⅰ》、《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Ⅱ》，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庄信正著《张爱玲来信笺注》（后增订为《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此外还有些零散信件，其中尤可留意的是张爱玲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致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信（见黄康昱《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可略知她一九五二年如何以继续香港大学学业为由离开大陆；还有一九六二年初致赖雅的六封信（见高全之《倦鸟思还——张爱玲写给赖雅的六封信》），可了解她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滞留香港期间的境况。
其三是其他相关资料。包括回忆录，如庄信正《初识张爱玲》、杨荣华《张爱玲召见记》、於梨华《来也匆匆——忆张爱玲》、高克毅《张爱玲的广播剧——记〈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刘绍铭《落难才女张爱玲》、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和朱谜《张爱玲故居琐记》等。末了一文可视为林文的补遗——林氏有云：“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亦见其处事之谨慎周到。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此前发表的陈若曦《张爱玲一瞥》、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和宋淇《私语张爱玲》等。采访记，如舒明《“我的同学张爱玲……”——顾淑琪女士访问记》、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访王祯和》、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等，加上早先刊出的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和《夜访张爱玲补遗》。不过水晶说：“我一向访问不录音，这一点不很像记者，所以写出来的访问记只是印象记。”（《访宋淇谈流行歌曲及其他》）故而采用时须稍加小心。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新近举办了“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展品包括张爱玲香港大学学籍纪录和成绩单，香港大学师生一九四〇年秋季和一九四一年秋季的合影，一九四一年五月香港大学文学院议会奖励张爱玲何福奖学金和香港大学校级参议会通过张爱玲所获何福奖学金的记录，等等。邝文美所记《张爱玲语录》也当归在此类。
如果将张爱玲的一生以一九五五年前往美国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对后期工作方面知道得较为详细，生活方面则相对少些——那些信件更偏重于谈论写作、翻译、修改、发表之类事情。后一方面另有重要材料，还没完全公之于众，譬如赖雅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间的日记，司马新著《赖雅与张爱玲》曾作为参考，周芬玲也写过介绍文章，但整本日记迄未付梓及译为中文。此外夏志清作《〈张爱玲与赖雅〉序》介绍，司马新还曾“同赖雅与其前妻所生之女儿会谈了多次，也访问了几位张、赖结缡期间所交识的朋友”，可惜采访记未见揭载，这本传记又有失严谨，没有具体注明所写内容的出处。
至于张爱玲早年的生平，我们了解的远远不足，而且几乎无从弥补。除了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供介绍分析外，从出生到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传记作家主要利用她自己写的《私语》，加上张子静、季季合著的内容相当有限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以及中学老师汪宏声作《记张爱玲》等个别文章；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香港读书，主要利用她写的《烬余录》；以后回到上海，当时有周瘦鹃、平襟亚等的文章，《杂志》、《万象》、《天地》等报刊上的报道，如《崔承喜二次来沪记》，《女作家聚谈会》，《〈传奇〉集评茶会记》，《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纳凉会记》等， 还有她自己散文中的零碎记载。
至于与胡兰成的关系，则几乎无一不是将胡著《今生今世》写到她的章节重述一遍，添加些嘲讽批判的点评而已。听信胡兰成的一家之言，进而骂他或夸他，怎么说也差点事儿。关于此书张爱玲早已说过：“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致夏志清）对另外一部胡著《山河岁月》亦云：“你说看到有些提到我的地方很有兴趣，其实所引的我的话统统 misquoted [失实]。但是我再一想到另一方面，他所说的话我全忘记了，而要查参考书，不由得失笑。”（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一日致邝文美）《今生今世》有些内容早已三人成虎，然而根本无从核查。譬如：“因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照片，翌日她便取出给我，背后还写有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九四四年一月《天地》第四期登过张爱玲一张照片不假，但所谓背面写了字的原件迄今未见，殊难断定确有其事，也不能辄言那就是张爱玲的手笔。又如：“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我在房里。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瑯，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这段话同样不见于张爱玲的任何文章。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有关张爱玲生活方面的信息就更少了，只知道一九四六年初去过一趟温州，《异乡记》即此行记录；与桑弧之间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一九五〇年七月出席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至于是否曾到苏北参加土改，唯有殷允芃采访记中这段话可能对得上号：“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她说，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此外魏绍昌、李开第所言均无真凭实据。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有麦卡锡、宋淇等人的回忆，但仍不无空白，比方说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张爱玲曾去日本，欲谋职业，无果而返，除了她自己在前述致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信中约略提及，别无线索可寻。未闻张爱玲平生写过日记，与后期已发表的不下一千封往来信件相比，前期的书信连同残件在内仅有寥寥数通存世。
传记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献之类死材料，一是关系人这种活材料，前者放在图书馆或收藏家那里，有待研究者或早或晚发掘出来，后者却有时间限制，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举个例子，《雷蒙德 · 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的作者卡萝尔 · 斯克莱尼卡说：“在这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被授予从成百上千位卡佛的亲戚、朋友和同事那里捕捉故事的特权。”又说：“从最初的一九九四年开始，直到本书完稿的二〇〇九年，十几年间，我当面或打电话进行了大量采访。”书中不少信息得自作者一九九八年对时年九十二岁的卡佛岳母艾丽丝 · 里奇 · 里德的访问，而她在两年之后就去世了。不能不佩服作者功夫下得深入，而且及时。
如果从唐文标一九七四年在图书馆寻出《连环套》、《创世纪》算起，对有关张爱玲的材料的搜寻起步并不太晚。她的前半生有几位重要的见证人，包括姑姑、炎樱和苏青。《连环套》等“出土”时，苏青尚在人世；《小艾》“出土”时，姑姑也还活着。这两位“张边人物”都没有留下回忆文字或口述记录。炎樱故去尚在张爱玲之后，她接受过司马新的采访，但从披露的内容看，张爱玲早年的情况似乎并未谈到。仅仅关于《今生今世》，三位就有可能提供一些可资对照的说法，而她们所知道的远远不限于此。
或者有人要说，张爱玲不是写了一部《小团圆》吗，传记作家难道不能由此获取一些材料？《小团圆》及其部分前身《雷峰塔》、《易经》都是自传体小说，不能等同于自传；它们顶多对现存传记材料有些佐证的价值，更多时候反而会起到颠覆的作用。
譬如《今生今世》云：“于是六月十日来了爱玲的信。我拆开才看得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却奇怪我竟是心思很静。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又云：“信里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种地方尚见是患难夫妻之情。”《小团圆》则云：“那天他走后她写了封短信给之雍。……昨天告诉他他们感情破裂的原因，燕山冷笑道：‘原来是为了吃醋。’因此她信上写道：‘我并不是为了你那些女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幸福。’本来中间还要加上两句：‘没有她们也会有别人，我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但是末句有点像气话，反而不够认真。算了，反正是这么回事，还去推敲些什么。”两造的说法毫无一致之处，张爱玲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写的，《小团圆》自然难以采信，但也不能说《今生今世》就一定可靠。《小团圆》写到汤孤骛，说“他当然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没有多少话说”；写到荀桦，则有“夹腿”之举。这些不能照搬进传记，但至少让我们想到，前一位的原型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中所云“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 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以及后一位的原型在《遥寄张爱玲》中所云“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兴许都要打点折扣。而这两篇文章恰恰是传记作家一贯深信不疑的参考文献。
我讲了这么多，归纳起来无非即如本文开头所说，亦不违《庄子 · 齐物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训诫。这也不算“一篙打翻一船人”，首先针对的还是自己。不过整本的张爱玲传记写不成，如果有合适的材料，对于其生活与创作史上多有疑问或很少言及的问题，却不妨稍予考证，厘清一些事实。
网络编辑：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