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号”船体本身，就是海上丝路最重要的一件单体文物

“南海Ⅰ号”出土的瓷器之一。

“南海Ⅰ号”海上挖掘早期，孙键准备下水作业。

孙键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加了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水下发掘、福建连江定海水下发掘、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抢救发掘、等我国大多数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主持湖北丹江口古钧州城水下考古调查、广东“南海Ⅰ号”宋代沉船考古发掘等工作。

资料

“南海Ⅰ号”

“南海Ⅰ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2007年12月，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经整体打捞出水，之后移驻位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沉船中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重要意义。“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打捞“南海Ⅰ号”见证了

中国水下考古的萌发壮大

南都：我们知“南海Ⅰ号”在1987年就被发现，从初次发现到最终被打捞出水历经20年，这中间的经过是怎样的？

孙键：“南海Ⅰ号”这个事情比较特殊，它是1987年很偶然的一个发现。当时英国人希望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跟广州打捞局合作找“莱茵堡号”，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结果“莱茵堡号”没找到，抓斗在海底很偶然地抓了247件文物上来，里面有一些瓷器和一条金腰带。后来这件事就被中国政府制止了，因为“莱茵堡号”是一条18世纪的沉船，但是根据文物鉴定来看时间肯定是不对的，抓上来是宋元时期的文物，明显不是“莱茵堡号”的物品，差了大概五六百年。

由于当时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刚刚起步，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技术手段都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水下考古作业的能力。1988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这时候他主张我们国家也要开始做水下考古。我们国家以前基本上都是田野考古，但国际上很多同行早已在做水下工作。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也没有专业能力，我们和日本合作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学术委员会，叫“中日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里面有非常多中日双方的老前辈。中方委员会成员有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俞伟超先生、徐苹芳先生，还有日方的江上波夫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田边昭三先生成立了一个“日本水下考古学研究所”，我们跟他们合作出海调查了一次，结果没有找到沉船的本体，发现了一两块木头和一两件瓷片，因为英国人走的时候并没有把坐标留给我们，我们只能大致判定在这个区域应该是有一条宋代沉船。

俞伟超先生提议，根据沉船的位置将其命名为“南海Ⅰ号”，既是对沉船的定性，更包含有对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未来的深深期许，他希望以后还会有2、3、4、5号，这当然是他的一个希望，跟我们传统的命名方式有点区别，一般是按照最小地名原则。当时这个海域实际上是在阳江和台山交界处，我们并没有用“阳江沉船”或者“台山沉船”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地名，所以“南海Ⅰ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它正好处在中国水下考古工作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到了1988年秋天做完这个工作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就停滞了。2000年我们国家决定重启“南海Ⅰ号”的调查工作，从1989年到2000年，十年时间就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先后做了福建白礁沉船，这是和澳大利亚合作的，后来我们又独立做了辽宁绥中的一条元代沉船，在西沙进行水下调查，慢慢地积累了一些人才和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国水下考古研究探索协会为“南海Ⅰ号”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香港的陈来发先生提供了一些设备、资金，最后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重新把这条沉船找到了。2000年找到沉船后，我们大概经历了6次水下调查和采集文物，当时我们采集了大概6000件文物，因为我们需要先把沉船大致的范围和性质搞清楚，这样的工作从2000年一直持续到2005年。

南都：当时对“南海Ⅰ号”采用整体打捞方案的原因是什么？

孙键：根据文物鉴定，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一条装满货物的船，怎么发掘，怎么对待它，需要非常慎重考虑。当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水下发掘，直接潜水下去把它发掘了。另一个方案是整体打捞。这两个方案在国际上都有案例。比如说韩国的新安沉船(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就是由海军潜水员下去把货物拿走，把船拆了再到水面拼接；英国打捞十六世纪的“玛丽露丝”号沉船就是做个框架把它整体捞起来。总体而言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是考虑到“南海Ⅰ号”26米的水深，水下能见度极差，该怎么做，当时在国内争执比较大，国家文物局也比较慎重，举办了很多次专家论证，召集了很多考古学家、海洋工程学家，最后考虑到沉船的年代和装满货物的情况，同时空气潜水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高氧潜水大概也就45到50分钟左右，所以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整体打捞的方式，做一个大的沉箱把它整个捞起来。

为此，在广东阳江海陵岛建了一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07年9月份整体打捞成功，把沉箱出水后运到博物馆里发掘，所以发掘工作是在博物馆里进行的。到博物馆以后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也就是说怎么发掘它。当时主要有三个主张，一个设计是在博物馆里盖一个水晶宫，灌满水，由我们下去在水里发掘，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行的，因为沉箱里有几千吨的泥，要是搅动起来观众在玻璃外面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我们人在里面也是看不清，这个设计最后就否定了。另一个主张是把沉箱拆掉，直接按照陆地的方式发掘，还有一个主张是保留沉箱，因为沉箱作为整体打捞的见证，广东这边希望把它留下来，在沉箱里发掘。最终经过非常多次的讨论和论证，决定在沉箱内按照陆地的方式进行发掘，我们通过控制水来减缓对沉船的影响，毕竟从海底捞起来，从原来的三个大气压到常压的状态，水的温度也发生变化。

“南海Ⅰ号”的保护发掘工作从2014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估计到明年就能把整个发掘工作做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船内的货物都清理完了，现在在清理船体的外侧，当时我们定的原则是“先内后外”，先把船内的货清走，减轻船内的压力。这艘船有800多年，船内的货物太重，木材很容易被压坏，所以我们先处理货物。货物发掘了18.5万件左右，外面还有一些零散的，因为沉船会有很多货物散落，现在看来整体打捞还是比较成功，我们不仅把船内的货物清理好，船外的货物也都一并带回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对沉船来说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包含的信息也能够尽可能地提取出来。

我们也发掘过很多其他的沉船，像“南澳Ⅰ号”的船体我们最终就没有把它留下来，也有的沉船船体已经破损，把它拆开了，现在看起来整体打捞这种方式，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沉船，但是对“南海Ⅰ号”来说是最适宜的方式。而且在博物馆里我们整个考古工作都是对公众开放的，现在我们也讲“公众考古”或“公众参与”，所以这几年观众到博物馆来，可以很贴近地看这个考古发掘工作的过程。

南都：“南海Ⅰ号”的保护发掘工作，在我国水下考古发展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孙键：中国水下考古工作发展到现在有30多年了，我们也不只做了“南海Ⅰ号”，我们也做了很多其他工作，无论是调查、发掘还是保护，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其他国家我们也都做了类似的事情，但是“南海Ⅰ号”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工作，因为它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而且将来这个工作还会持续时间更长，因为后续保护的压力会更大，持续的时间会更久。像英国的“玛丽露丝”号沉船，瑞典的“瓦萨号”沉船，它们发掘出水以后整个过程长达30年，保护工作是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在“南海Ⅰ号”的工作中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无论是水下作业，科技手段的运用一直到现在的历史性保护，所有工作环节和工作内容都运用在了“南海Ⅰ号”上。可以这么说，经过“南海Ⅰ号”的工作，就把所有文物工作的流程都经历了一遍：偶然发现，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异地搬迁，保护发掘，一直到博物馆展示，完整经历了这个过程，贯穿了、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整体发展。

“南海Ⅰ号”是中国古代

造船的一个绝佳标本

南都：在“南海Ⅰ号”的出土文物中，最为大众所知的比如鎏金腰带、青釉菊瓣纹碟等制作工艺精湛，颇有异国情调，你认为还有哪些文物是在学术上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孙键：“南海Ⅰ号”出土的文物中，比较多引起公众兴趣的，主要有金器以及大量的银制品，不光是金腰带，还有非常漂亮、尊贵的金项链、金叶子等首饰，但这些不属于船货，这些应该是当时船上的人，比较高等级的客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船上还发现有较多的木珠、木串饰，以宝瓶或葫芦为佛头，配以木质三通。另有一件木雕饰品，形似木蝉。船上还有较多的石玉、玻璃质饰品出土。目前出水出土的有：2002年出水的玉雕观音及罗汉像，藏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类木、石玉质饰物和水晶玻璃类饰物比较珍贵，可能为客商携带或是货物，佛像等精神寄托物和木串饰、鱼骨饰普通船员也可以佩戴，通往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佛教东传的主要路线之一，船员佩戴佛像或船上有佛教徒也是正常现象。

船货方面主要是瓷器。“南海Ⅰ号”当中的很多瓷器，像德化窑的大盘，包括一些特殊器型，它生产出来就是为了外销的，因为它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窑址发掘和传世品，有一类器物其实在中国反而非常少见，它生产出来就直接拿出去卖了。“南海Ⅰ号”很多器物没有任何使用痕迹，也就是说它从窑里面烧完了，拿出来直接装船，就运走了，它并不是为中国人生产的。

但是对于“南海Ⅰ号”来说，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单体文物就是船体，船体作为最大的单体大型木构结构无疑是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通工具往往代表了人类文明和科技能够到达的高度，从利用滚动摩擦的轮子到今天的航天飞机，科技总是最突出地运用在交通工具上。而宋代开始中国的海航事业开始趋于极盛。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一书中谈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可以看出，具有中国技术特点的帆船至少在12世纪前已完全成熟。由于沉船被海泥包裹于海床之下得出特殊埋藏环境，“南海Ⅰ号”船体特别是装满货物的船内舱室结构等都得到了保存。随着外部清理工作的深入，将来我们有可能得到一条结构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帆船。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自郑和下西洋后，明清两代放弃海洋政策带来了中国航海的停滞以及大航海后西风东渐，造成了传统造船业的断代，目前我们所能了解的非遗传承的古代船型食物基本都是年代相对比较晚的，而“南海Ⅰ号”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古代造船的一个绝佳标本和研究对象。为此考古工作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尽量不对船体进行拆解，除非提取文物和保护的必要，尽可能不破坏船体的水密捻料、板材搭接、舱室结构等。在清理所有船货减轻自重后，从内外两侧进行临时支护，为需要较长时间开展的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最后再通过专门设计不让船体受力的兔笼结构实现船体位移，最终转入博物馆公开展示。

南都：“南海Ⅰ号”的船体已经被确定是一艘福船，这个判断是如何做出的？

孙键：中国古代有所谓几大船型：福船、广船、沙船、鸟船。鸟船实际上也是福船一种。“南海Ⅰ号”是“福船”的船型，这个是没有疑问的，“福船”是福建使用比较多的大型海船，它代表的是一种福建早期生产然后又推广到其他地区使用的、适合远洋航行的船。这种船很有特点，它长宽比比较大，比较短比较胖，比如说“南海Ⅰ号”现在的船体残长22.15米，最大船宽约9.9米，长宽比不到1：3，和今天的船比起来很不一样，现代的船大多是1：7、1：8，甚至1：10，越细跑得越快，“南海Ⅰ号”这种船型的航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但是它另一个好处是横摇周期比较短，稳定性比较好，更安全，而且装货量更大。它尖底，有龙骨，外板是多重板的结构，一层一层地像鱼鳞一样搭接起来，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松木、杉木来做更大的船。质地更坚硬的大木材这边生产得也比较少，欧洲的橡木、柚木比较贵，沿海地区多松木、杉木，所以这是一艘很有地域的船，文献上记载这种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

“沙船”是一种在北方，尤其在长江口以北航行的船型，这种船是平底的，吃水比较浅，适宜在北方使用。“广船”的特点是使用的木材比较好，铁犁木用得更多一些。

南都：目前来看，“南海Ⅰ号”最大可能是来自福建泉州港，最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有关它的始发地、航线以及其他关键信息，还有哪些疑点有待确定？

孙键：我们判定“南海Ⅰ号”是一艘福船，但是也不能因为是福船就判定它是从泉州出发，因为“福船”不一定都要在福建造，我们更多地会从船货来判定。

宋代的时候泉州的贸易地位高于广州，泉州港的兴盛，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对外贸易，另外一些皇室宗室在泉州获取地位，并且从事海上贸易。从船上的货物来说，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广东产的器物，绝大部分来自于福建、浙江、江西。按照文献记载，各地商品比如饶州器(就是景德镇的)、楚州器(就是龙泉的)，各地货物集中到一个地方统一上船运走，当时的运输方式是这样的，不可能一条船开着满世界转，跟今天的港口贸易一样，古今同理。所以如果要从广州出发，这些货物通过陆路运输过来，显然成本就非常困难了，而且特别是像福建浙江产的器物，从广州出发是不太现实的。

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南海Ⅰ号”的始发地是有争论的，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广州出发的，因为从航线上来判断的话，它偏离了从泉州出发的航线。我个人是倾向于泉州出发，不排除这条船有可能到过广州接过人，因为这条船上有很多现在看来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客人，按宋代的情况，一条对外贸易的船，一旦装货出发之后，当地会派官员上船，一直监视这条船，到了外洋，直接到外海，官员才会回到岸上，不允许沿途做贸易，泉州出发以后不允许到汕头、广州、海南做贸易，这是不可以的，有专门的监控制度。但是这条船我个人觉得它有些特殊，船上有铁器、金银器，而且非常多，这些在当时是禁止出口的，这样的话不太像走私，而像是得到了某一种许可，因此它有可能到广州接人，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它的航行路线和载有违禁品货物了，它应该是得到了某种特许或授权，有这种可能。

还有一个疑点是目的地，有的学者认为是到东南亚，到爪哇一带，也有认为这条船的最终目的是西亚，伊朗、波斯地区，但都没有充分文献证据，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发掘“南海Ⅰ号”填补了

南海丝路研究空白

南都：南宋时期海上贸易发达，“南海Ⅰ号”为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及南宋时期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哪些帮助？

孙键：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南海Ⅰ号”应当属于12-13世纪一条普通贸易商船，以沉船而言，并不是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古代沉船，其船载的货物亦绝非代表了南宋时期的最高水平，仅以数量最大的瓷器而言，基本来自福建、江西、浙江的民间窑场，特别是文字类文物因海水原因极少保存下来，令人遗憾。从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来讲与敦煌并无类比的可能。敦煌除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外，藏经洞还发现有五万件以上的文献，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米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敦煌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宋代是中国的“大航海时期”，真正以中国人为主的航海时代是在宋代开始的。我们今天谈的很多唐代的航海活动，其实都是用的蕃舶，也就是所谓的“南海船”，《新唐书》里面记载的在广州看到的这些船，实际上大多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来自印度的外国船。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航海技术通过与阿拉伯人长期的交流，导航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宋代开始海上运输的大量是中国的船，而且很多外国的使臣、客商，他们搭的也是中国船，因为中国船更大更安全。

除了船体本身以外，船货，不同的窑口的瓷器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证据。因为这种对外输出，实际上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中国沿海地区有大量的窑口，特别是福建、浙江，大量是专门的外向型经济，像我们今天一样，生产东西就是为了外销的。南宋时期偏安江南一隅，沿海地区人稠地狭，本地农耕经济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只能发展手工业来支撑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对外贸易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构成，这是一个双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南海Ⅰ号”作为一个被时空封闭了的载体，还包含极为丰富的古代信息，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800年前具体而微的社会场景。当时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到达东南亚、西亚通常需要一个月乃至数月的航渡时间，几十上百人在如此长的时间，狭小的船内空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大量的生活资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南海Ⅰ号”为我们了解古人海上活动提供了鲜活的标本。船内出土了数十种植物与动物残骸，甚至还有为打发时间利用鱼骨制作的工艺品，我们也可以通过“南海Ⅰ号”更真实了解中国古人是怎样在海上生活的，也因为整体打捞，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遗留下来所有的物质证据，包括和船上生活有关的动物、植物、食物标本都可以提取出来。

南都：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南宋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例外，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空前兴盛的原因有哪些？

孙键：在宋代以前，对外贸易很多时候确实是被动的，包括汉唐，比如张骞出使西域，陆地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都是外国人过来，我们自己主动出去的其实并不多。但是到了宋代，宋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期。它是一个重商的商品社会，有关“宋代革命论”的讨论在史学界非常多，宋代和它前和后都不一样，它鼓励百姓经商，宋代的市舶条例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的海关管理条例。

政府鼓励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南宋失去了北方大片领地，国土面积比较小，和传统的大帝国不一样，靠征收农业税是不足以支撑财政收入的。哪怕是在北宋，面积和唐代也是不能比，所以宋代的海上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时期，贸易占比能占到国家收入的近百分之二十。

另一方面，传统的陆地丝绸之路被西夏、金朝阻断，在唐中期以后就开始断绝了，在这之后通过陆地进行贸易比较麻烦，也比较危险。另一方面，宋代科学技术领域大爆发，指南针、火药、造船术，包括和阿拉伯地区交往获得的导航技术，很多技术革命都是在宋代完成的，所以这个时期有点像是现代化的拂晓。

南都：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还对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孙键：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频繁了。当时宋人将外国侨民聚居区称为“蕃坊”，从唐代开始，在广州就有了“蕃坊”，到了宋代就更加发展，泉州有很多阿拉伯波斯地区的人在这里定居，甚至在“蕃坊”里面他们可以近似于自治，一些小的刑事案件他们是可以不通过政府处理的，他们有蕃长，可以自己来处理，已经非常成规模了。这些人在中国定居，以至于今天他们还有后裔在中国留下来。

比较有名的像蒲氏家族，蒲寿庚后来甚至整个控制了中国海上贸易的活动，到元末的时候蒲寿庚向蒙古人投降，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可以说他们已经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当中。

同时，对外贸易并不是说我们单向地向国外输出，各国不同地区的审美、艺术和科技，也对中国有一个输入，所以是双向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外国人喜欢的器物和器型，最后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和审美，到了明清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一种器型，这是双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体现。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同种族、不同文明间交往、融合是文明进步的基础。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做到自我封闭，独自前行。中国在明代抛弃了近代最重要的一项技术——远洋船制造技术(郑和下西洋时我国掌握这种技术，而且领先世界)，可谓与之类似，由此带来的教训亦极为深刻。反之以“南海Ⅰ号”船货之一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中国烧造的军持等器物，还有中国芒口瓷器。而军持原本属于印度、阿拉伯地区特有的水器，传入中土后逐渐被接受进而脱离本来的实用功能演变成一种装饰器，其审美风格广受欢迎；芒口瓷器本为一种制瓷装烧工艺所致，国人或认为其“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陆游也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元以后逐渐减少弃用。但芒口瓷器在出口到西亚、中亚后被包以金口、银口、铜口装饰后却大行其道。充分说明了不同文明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审美、技术是相互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趋向。中国产的瓷器、丝绸、铁器以及文化习俗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不同地区，也把香料、胡椒、犀角等异域的奇珍异宝，还有经济作物等运回国内，成为一种极为有益的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并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确，若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生物物种间的交流，画地为牢的文明将是多么的难以为继。

南都：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史上，南海丝路有何特殊性？

孙键：中国的南海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中西交流中的海道大致在10-13世纪的宋代趋于极盛，南海海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都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无法取代的地区。南海海上丝路的空间结构大致呈现了以海上交通线路串联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生产、运输、市场相互连接的整体。宋元以来方志文献关于南海海上交通的记述汗牛充栋，沿海、内陆地区与外销市场两端的考古工作和相关发现亦多有进展，线路本身的直接发现却相对稀少，特别是在中国海域内唯“南海Ⅰ号”、“华光礁沉船”等寥寥若干，与当时繁荣兴旺的南海海上丝路不相匹配。

南海海域是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和窗口。从汉魏六朝的佛教东传、唐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明清时期的七下西洋、洋务运动、西学东渐以至于当今的“一带一路”，无不与之相关。“南海Ⅰ号”的发掘不仅填补了南海丝路研究的空白，使这一沉睡于海底近千年的文明使者得以复苏，重新活跃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国际舞台上。

南都：目前，“南海Ⅰ号”的船货清理和研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孙键：考古工作的时间跨度本来就比较长，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2014年到2016年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上下两卷已经出版，提供给社会公众和学者研究参考，因为考古报告是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把整个遗址客观真实反映出来，很多研究成果现在已经出来了。考古工作还有一年时间，接下来有关船体的内容报告公布出来，包括船上物品的化学、物理检测的成分也要公布。其次就是我们尽可能地把工作向社会展示，考古与文化遗产工作是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有义务也应该让社会了解我们的工作，只有公众的分享、参与和重视，才能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