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两箱旧书下乡

■我的知青故事

1968年的深秋，黎明前的街市一片黑古隆冬。堂哥用单车尾架驮着两个沉甸甸的肥皂箱，我自己背着行李背包，手上提着网兜兜着的水桶杂物，气喘吁吁赶到十六中的操场集合报到。“哎呀，誓师会都快开完了，你怎么才来呀？”同班的阿阮向我抱怨，“马上就要上车去码头了，你……”队伍已经开始散开移走，他见我纹丝不动，推了我一把，忽然一惊一咋地喊叫起来，“哎呀！撞鬼！你这两箱装的是石头呀？死崛崛的搬不动！你你你，你怎么上得了船呀？！”

我嘘了一声，不让他声张，却越发愁眉苦脸起来。

这是我多少天来的心病：下乡前的集训里，军宣队早就宣布了出发登船时的行李规定——每个人的行李，以你自己能够身背手提为限，超量的，一概不准上船！“你们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不是去乡下享受的！要消灭资产阶级骄娇二气……”——我心有不甘，早拿定了主意：要把家中父亲那些抄家没抄走的书籍，能带走的，全都带到乡下去。可我万万没想过，平日觉着轻飘飘的书页纸张，会是这么吃人的死沉！待我在满地散乱的书堆里千挑万拣，还是塞满了整整两个木条肥皂箱，沉得如同两块生铁疙瘩。随身的铺盖行李早已经“超负荷”，我的十五岁的嫩肩膀，怎么可能把这两箱铁疙瘩驮到船上去呢？

可是此时，书，对于我，就是汪洋里的孤岛，荒漠里的绿洲。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自觉意识。在经历了无休止的抄家、批斗、检举揭发和划清界限之后，我只知道下乡是一种逃离，而书本，则是我可以藏身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有《鲁迅全集》，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井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还有《老残游记》、《古文观止》、《中国文学史》与《诗刊》、《文学评论》……独独没有小说——这是父亲这位“老学究”的藏书残余，日后，这成为了我这座“城堡”与乡间频繁的地下书籍交流里的“硬伤”（没有人要交换我那些无趣的“石头”）；可在漫长的失学岁月里，这两箱书，真的成为了我自己一所私设的“学府”，一个可以逃避外界纷扰的港湾……

“你发什么傻呀？——阿强！阿强！”阿阮在一边大声叫嚷起来。阿强是我另一个同班同学，我俩将要下乡到同一个山村的连队。五大三粗的阿强背着自己鼓囊囊的行李跑过来，用脚蹬蹬那两块“石头”，苦笑着对我摇摇头，“死马当作活马医吧！”阿强一挥手，“你们背上自己的行李，一人一只手，提走一个箱子；这个，我来——”

天刚蒙蒙亮，只见阿强一发力，把另一块“生铁疙瘩”扛到了自己肩头，向我吼道，“走人啦！驮重的不能停步，你懂不懂？！”

——阮镜清，陈伟强！我当年的知青农友失联多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究竟在哪里，我也相信，你们大概早就忘记了当年帮我“护驾”两箱书登船渡海的“伟大壮举”了。可这两箱书对于我人生的深久意义，我将永生难忘；也将永生记住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帮助！不过，当初我们都还是愣小子一个，没有那么多愁善感。记得，在“红卫轮”启航的汽笛声中，擦着淋漓大汗安顿好我这两块“石头”，你们俩还直拿我开心，“你呀，你比在朝天门码头登船的甫志高还不如，还要拉上两个脚夫，可真够‘资产阶级骄娇二气’的啊！”

——嗨嗨，在那个“火红年代”硬背着一大堆红黑杂沓的旧书下乡，可不，我真成了《红岩》里的那个“叛徒甫志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