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应该是边缘的、一小撮人的坚持和理想”

陈为军(右一)出生于1969年，1994年开始创作纪录片，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出路》等作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受访者供图/图）

陈为军瘦了一点儿。他在国外养病，没能回来，只能自拍一小段视频，和观众打招呼。他不愿意外界关注他的病情，但又清楚地知道，纪录片是再也拍不动了，眼下这一部就是他的收官之作了。他是来道别的——“……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在此别过。”

纪录片《城市梦》上映当天，全北京的排片数量是0。陈为军对好多事都无所谓，包括公映、发行，拍摄已经投了六百万，他觉得没必要再多花钱。但他的制片人戴年文不服气，“凭什么？这样一个导演。连个电影的标签都不给它打上，我接受不了。我一定要做。”

戴年文第一次见陈为军，就觉得他“特别不像个导演”，长相憨厚，人很实在。两个中年人一见如故，“他那个样子不像个艺术家”。执行导演张小晗形容他“特别土”，她在一次提案会上见到担任评委的陈为军，其他评委能感觉到是“一个老师”，但是到了陈老师，“我感觉像一个大爷。非常不一样，一点都不端着”。

陈为军当时已是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好死不如赖活着》和《出路》两次获得被视为电视界普利策奖的皮博迪奖，《请为我投票》入围过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陈晓卿评价他，“中国只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能够融入世界的生产链条当中，就是陈为军。”

如果看过陈为军的纪录片，会好奇他怎么拍到如此激烈极致的现实——《好死不如赖活着》里艾滋病患者一步步走向死亡，《生门》拍的是产房里的血肉模糊、生死有命。《城市梦》依然如此，小贩和城管斗智斗勇，一度赤身肉搏、呼天抢地。

如果见过陈为军本人，又会恍然大悟。“他的人跟他的片子很像你知道吗？他说话特别直，很不会拐弯。”张小晗起初更欣赏《归途列车》那样的纪录片，它的导演范立欣曾是陈为军的剪辑师，她觉得范立欣更讲究艺术性，而陈为军的作品和其人很像，“更野蛮一点，更粗暴一点，整个画面非常直接，给人的感觉很强烈。”

电影学者王小鲁形容陈为军的作品“很有爆发力，能量很大”。早年在《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陈为军不加回避地拍下了艾滋病人雷妹濒死前的画面，苍蝇停留在她脸上。这个镜头当时引发了伦理争议，王小鲁也是批评者之一。“最早我对他的片子有一点不舒服，觉得这样有点残酷，有些地方你会很难受。”王小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后来我又看完他另外几部片子，我发现这就是他的特色。他拍摄的时候就是毫无掩饰、赤裸裸地去揭示。”

2003年，陈为军在武汉电视台工作之余，前往河南文楼村拍摄艾滋病患者马深义一家。村里给检举出一个记者的人奖励50元，陈为军每次要从县城步行一小时，偷偷从玉米田里穿进去，把摄像机装在化肥袋里，伪装成农民。他被抓住三次，挨了训，写了保证书，被押送上回武汉的火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