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张爱玲 | 封面人物

张爱玲已经被说得太多。

她的身世，她的情史，她和胡兰成之间的一切私语。两个文艺分子的恋爱是灾难，向来沉默类似双边协议，有一边不遵守，秘密就无处遁形。切身的爱与痛是作家最唾手可得的好素材，胡兰成又是出了名的沾沾自喜，能舍得不写？每道伤疤都映在镜子里，被放大，被变形，被人看和猜。

甚至连这种被说得太多本身，也被说得太多了。典型的例子是张爱玲晚年在美国隐居，《美洲中报》的编辑戴文采，受托来采访张爱玲，她知道张不肯见人，于是挖空心思，住进张所在的公寓隔壁，以为这样就能偶遇。没想到张总不出门，除了隔墙听动静，始终得不到更多线索。最后戴文采是依靠在垃圾箱里翻捡张爱玲丢弃的垃圾，写出了整版报道。牙线，沾带牙龈血迹的棉球，药品外包装，冷冻食品的罐头……这些缄默的冷面证人，指证了女作家疏于自我照顾的晚境。

据说戴文采曾经从门缝下面给张爱玲塞过一张纸条，大致是说自己来自台湾，想见一面，问几个问题，如不反对的话，第二天某个时间再来拜访。这种一厢情愿的安排，也有点不由分说。到了约定的时间，戴文采再去，发现张爱玲的房子空空荡荡，人没了，悄无声息地搬家走了，像《聊斋》里大多数痴情寻访的结局一样令人愕然生怅——此地一片荒芜，似有孤坟隆起，哪曾有什么欢好与美人。

就连这个故事，也被反复引用，最后沦为陈词滥调。

张爱玲没有给我们多少机会。《小团圆》差点被烧掉，她连孤坟亦没有。她死后，依其遗愿，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公海海面。她不想留下话柄，甚至不想留下痕迹。如果今天还有戴文采式的张迷，试图在物理性上去接近她、了解她，大约只能去采访太平洋里的鱼。许多张爱玲的研究者，都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关于张，历来的研究史料就那么些，近些年来，也没啥新发现了。

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抱着英国寄来的玩具

扫盲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余斌教授，是大陆最早研究张爱玲、并最早为张爱玲作传的文学研究学者。他在1984年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硕士在读生。在堆满老旧杂志的中文系资料室，跟半个世纪前的书虫一起啃旧纸张，令人昏昏欲睡——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过时了，反不如刊缝报尾里那些广告、启事有乐子。直至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才让他眼前一亮，生出惊艳的感觉。

“民国时期的旧刊资料室里基本上都有，张爱玲发表小说最主要的就是《杂志》。苏青编的《天地》，还有《万象》，基本还是全须全尾的。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泡在资料室里，大量读现代作家作品，读得垂头丧气。”在余斌看来，不少现代作家的历史地位都被高估了，放到今天，如果不是教材硬性要求，能让年轻人自发阅读的中国现代作家只剩仅有的几个人，张爱玲肯定是其中被读得最多的。

在系统地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之前，余斌已经接触到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引用的一些节选片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张爱玲在学界“出土”，这本文学史功不可没。余斌很快决定，硕士论文选题，就选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

“当我决定硕士选题选张爱玲，我马上要给老师做科普的，连我的老师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们是专业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知道这个人，完全是空白。只有一个老师知道她，他是上海人，但他没看过她的作品。为了指导我写论文，老师说，你把她的书拿来给我看看。当时选这个方向，确实是有点冒险。1984年前后，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运动，刮一阵风来，幸好南京大学的老师都比较开明，如果换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或者不那么开放的学校，这个选题可能就通不过。”

《倾城之恋》1984

阿城也是在同一年看到张爱玲的文字，并为之心惊。“记得是84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整个90年代，在大陆对张爱玲的认知有一个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她的读者特别多，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给她什么评价。而且当时所谓的‘第二渠道’正在兴起，就是说张爱玲的书很多不是从新华书店走的，她是出现在盗版地摊上的。加上90年代胡兰成的书在台湾出版，这也为认知张爱玲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余斌说，恰恰地摊渠道对普及张爱玲是有好处的，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她归类在一个只写男女情爱的通俗作家范畴，一个鸳鸯蝴蝶派里的边缘人物，从而避开意识形态上的过度解读。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左二）、姑姑张茂渊（右一）和母亲黄逸梵（右二）在天津

隐者

1990年，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参加一个研讨课程，主题是“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由李欧梵教授主持，参考教材是周蕾（Rey Chow）的《女性与中国的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课程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细读和讨论张爱玲。张爱玲一人独占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半壁江山，另外的一半，则是丁玲、冰心、卢隐、萧红……

“基本上就是拿女性主义的理论往那些作品里套，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萧红是套得上的，丁玲也有《莎菲女士》可以往里套，冰心就是她们的反面，太服从男人的梦想，诸如此类，观点都很极端。”其时，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甚嚣尘上，非常激进，许子东记得他和汪晖坐在下面，听得愁眉苦脸，一头雾水。“美国的女学生就在会上讲，她说pencil（笔）就是你们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文学历来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我就说，那打字机又算什么？但没用，只要你是男的，你讲什么都吃亏。” 

许子东曾误闯一家美国的女性主义书店，书店里都是女作家的书，来自中国的丁玲、王安忆赫然在列，当然也少不了张爱玲的翻译小说。“当晚我就碰到台湾的学生，我告诉他们，我在的那个地方离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很近，那里还有这么一家书店，他们就笑话我说：你怎么敢进去？那个书店很激进，通常男人进去都要被轰出去的。然后一个美国学生拍拍我的肩，开了个很损的玩笑，他说你没事，They don't consider Asian man as a man（她们不把亚洲男人当男人）。” 

参加课程期间，许子东常常一边在大学南面的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找停车位，一边在脑中构思关于张爱玲的英文论文，他当时还不知道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就在那个路口，她平日里去的超市、邮局、文印店，也是他常常出入的那几家。 

“在UCLA我们当然也议论过张爱玲的近况，只听说她隐居在洛杉矶，我们想象她大概隐居在Santa Monica Beach或比弗利山庄。她那么出名，生活应该会舒适高雅，文化界谁也找不到她。谁也没想到她原来就住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