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在京启幕，胡适、陈独秀珍罕手稿亮相
8月25日至31日，“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甚为瞩目。
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
鲁迅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在20世纪上半叶与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是出版人的乐土。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迁至上海——很快成为新潮思想与进步文化的活跃阵地。后来还经售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办的《政治周报》《毛泽东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等革命刊物，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展出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既是20世纪初新思潮仁人志士友谊的见证，也是重要历史时期大变革的重要见证，更是今天回望大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遗产。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迄今最全本公开
《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共十八册，五十余万字，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黏贴了四百五十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相较现有各版本，首次集结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有效填补了现存日记中两年空白，被学者陈子善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胡适文献发现。”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有力补充了此前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
例如，《北京杂记》记录了胡适归国后处于重要思想交汇期的读书札记，从1917年 9月11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也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对胡适后期思想的成形有重要作用。而《归娶记》明确了胡适的婚期，解决了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文中记载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颇为详尽。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惊艳面世
陈独秀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中，使得这场轰动20世纪文化思想界的“世纪大论战”暂告一段落。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科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对中国哲学与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且详尽的解释，最终使论战暂告结束。他写于1923年12月20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表达了他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批评了玄学派张君劢“九项人生观”等“怪论”，也批评了科学派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他指出，“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加入科玄论战之中。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原稿鉴证红学史
《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迹中管窥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轨迹，对新旧红学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直至民国后，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主题研讨会同期举行
8月25-26日，“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举办。
本次研讨会共邀请到二十余位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红楼梦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高校及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以新发现的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系列文献为契机，围绕“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与百年思想史”、“《胡适留学日记》与青年一代的家国理想”、“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与百年新红学之路”、“一个大时代的启幕——从亚东图书馆到新文化运动”四个议题展开探讨，通过追溯百年前一个大时代的文化遗珍，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挖掘百年前文化遗产之于现实的意义。
著名近代史专家，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在研讨会上表示，对陈独秀、胡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好像是一个晴雨表，是一个标志，它标志了现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我这里讲的是研究，既不是把他们捧杀，也不是骂杀，而是给他们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你要给他们两个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就离不开文本跟手稿，所以这批手稿的价值不可低估。”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宝明认为，亚东图书馆“掌门”、编辑汪孟邹是一个精明的出版人，通过《科学与人生观》的“双序双答”，他将陈独秀和胡适两个老朋友引斗在一块，造成了一波三折的思想交锋。“汪孟邹是将序言任务分到两个人的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陈、胡两个人参阅。两个人一交换不要紧，引斗开了，两个人就干起来了。于是在样书齐清定之前便又在主打的‘序’之后次生出‘答’来。出版社这古灵精怪的策划很是博足了时人的眼球。”
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群思想家、史学家的呐喊，在此之外还有“生意”存在。“出版社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以及在出版印刷、发行环节中的苦心经营，才使得启蒙成为一场运动。”张宝明说。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指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特别重视材料、文献的收集，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都应胡适的要求找了大量的材料给他，其治学的严谨态度令人敬佩。
“今天我到了展览厅之后，看了这么多新发现的材料，我想到一个问题，不容易！”胡文彬说。“过去不重视文本是一大缺点，那么现在重视文本，不重视史料是不是缺点呢？没有历史资料的支撑，我们许多所谓的解读、所谓的判断恐怕就有问题。所以我对这样的展览，这样的发现是抱着学习、敬畏的态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分享了阅读《胡适留学日记》的心得。他指出，《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的生活的一个自供状。胡适在日记中记了自己打牌、吸烟、因为感情冲动突然变成一个基督徒，记了他发奋要替中国家庭社会制度辩护，记了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参加美国的政治生活，到处演说等等，还记了他的友朋之乐……
“在近代中国赴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成千上万，记日记者不乏有之。但是真正在作者存世的时候以留学日记题名却出版日记只有《胡适留学日记》这一部。”欧阳哲生表示，“《胡适留学日记》是中国留学生群体学业思想、生活、交谊的唯一记录，也是最好写照。”
据悉，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重访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4座省市，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以“一座‘图书馆’，两位文化巨擘，一场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史”为寻访蓝图，以特展、学术研讨会、专题短片为形式，开启一程跨越百年的文化寻访之旅。
网络编辑：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