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和它的世界500强
对于这一批深圳大公司来说,1988年是腾飞的起点。
他们对于现代公司治理与文化、商业模式的探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并对它们的延续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戴鸣
深圳的1988
1987年底,任正非和他的合作伙伴筹资2.1万元在深圳的蛇口创立了华为。这一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深圳首次举行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权拍卖。大约半年后,一位工人出身名叫马明哲的33岁青年在深圳蛇口创立了中国平安。
这些公司在那时还不知道它们会成长成什么样。但它们显然都赶上了好时候。
在此三年前,马明哲还是深圳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调配一组组长。他被派去接待联合国劳工署考察团。考察团关于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方式的异议,在马明哲的脑子里第一次埋下“资金库”保障制度的种子——它是全国最早的社保基金雏形。
机缘巧合,马明哲很快被调到招商局社会保险公司。此时,香港地区的商业保险运作模式在合作中被提及,他萌生了成立一家新体制保险公司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变成了书面材料,辗转递送到北京。因各方面的原因,马明哲的申请被搁置。
马明哲干脆北上面见主管部门领导,把他想做一家保险公司的想法和决心和盘托出。结果是,申请方案得到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特区办等部门的支持,并为此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马明哲的走访起了作用。1988年3月21日,平安保险获得了开办的批文。一个月后,一家名为“深圳平安保险公司”的企业在深圳获得了营业执照,标志着中国平安前身的正式诞生。
因此,马明哲对于深圳蛇口有着特别的感情,他用“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来描述蛇口基因。他甚至坦言“蛇口基因能保存多久,平安未来就能走多远”。
这一年,创办华为的任正非准备搞通信,开启了华为对通信设备的自主研发。这家公司通过高薪聘请年轻大学生的方式,填充华为的人才库。从这一年起,任正非出任华为总裁。
还是这一年,38岁的郭台铭带领富士康开始投资中国大陆。作为专业生产3C产品和半导体设备的高新科技集团与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它的第一家大陆工厂落户深圳。
1980年8月26日这天,被称为“深圳生日”。中国平安的“司庆日”比“深圳生日”晚了近8年,但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与华为、富士康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腾讯等,伴随着深圳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深圳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对于这一批深圳大公司来说,1988年是腾飞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中国经济腾飞开始的重要时点。
企业家基因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提到“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任正非和马明哲等“创业者”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找到了方向。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展现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与企业家精神。
马明哲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中国平安的发展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创始人马明哲的个性和他所独具的企业家精神与特质。
性格内敛的马明哲经历了那个时代创业者所经历的不平凡之路。无论是寿险的起步、对深圳发展银行的并购以及它与平安银行的整合,还是保险公司的发展与升级,以及陆金所、平安好医生、平安好车、金融壹账通的创立,每一步,都体现着他对保险业和金融业发展的洞察力和判断。
这与马明哲喜欢吸收新知识不无关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业初期,在业务员骑着自行车、开着股东支援的旧面包车走街串巷开拓业务时,时任管理层的马明哲则更加务实,他强调员工要加强学习。
深圳毗邻香港,海外的经验源源不断地经香港流入内地,深圳是第一站。英语成为重要的工具。创立之初,平安创办了内部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开始的很多篇幅用在了英语学习的传播上。通过内部刊物,马明哲激励员工学习。他自己也学。他把英语单词记在小卡片上,每天带着几捆小卡片,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一读,背单词。车上放着录音机,开车时,他就播放练习英语听力。
更重要的是,马明哲有更开阔的视野,他常常亲自出马,为中国平安的发展争取可能的机会和空间。
在保险领域建立起发展的壁垒后,根据市场的变化,马明哲调整了中国平安的发展思路。他让中国平安扮演了一个保险为主业、上下游为辅的综合金融孵化航母的角色。中国平安像个投资者,它在上述领域内投资,不惜重金找到合适的人,再把投资的公司与中国平安融合,稳妥收入中国平安的囊中,并为中国平安的交叉销售、行业互补与卡位竞争摆好阵略。这一点,历数在中国平安各个板块担任过高管的全球复合型人才便可知一二。
华为的任正非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任正非中、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区,从一家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进入建筑工程单位工作,之后做过技术员、工程师和副所长等等。创立华为后,他以低调朴实的风格,带领华为埋头搞研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内部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在华为这家公司刻下了深刻的任正非基因。直至最近几年,他的身影才频繁出现在公众眼前。
这也是从深圳起家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批企业家身上具有的特点。虽然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无疑他们都敢闯敢干,有冲劲和韧劲,打破陈规,具有极强市场竞争意识和国际化视野,与各种力量博弈,争取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做出他们能做出的对公司最有利的决策,突出企业家精神,在公司文化中形成灵魂人物和绝对影响力的局面,这些都和务实肯干与勤勉密不可分,为深圳的开创性和跨越式发展注入了企业家基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特殊年代的出生和成长经历,这一批企业身上,也凝聚了过多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也是一家公司发展的掣肘。
商业模式摸索与公司治理试验
改革开放早期创立的那批公司,站在中国完善公司治理、接受公众监督的起点上。很快,它们便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参与力量与推动者。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率先对其代理的飞乐音响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的股票开展柜台挂牌交易,标志着中国股票二级市场雏形的出现。四年后,上海和深圳两地试点公开发行股票,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在两地颁布,股票发行往制度约束方向转变。
针对证券市场,邓小平1992年曾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紧接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股票公开发行试点由上海和深圳走向全国。
经过16年的发展,中国平安2004年在香港上市,创下当年香港最大宗IPO纪录。
上市与否并非一家公司成功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无论上市与否,以中国平安和华为等为代表的大公司,它们在公司创建、商业模式探索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给中国商业公司树立了样本和标杆。这些公司几十年来从深圳起步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球所遇到的阵痛与成绩,都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以中国平安为例,这家公司以保险为核心,建立竞争力的同时,又围绕中国平安孵化、推动或者维持多个上市平台,更好地为综合金融的平安巨轮助力。比如,重组后维持上市地位的平安银行;在美国上市的金融壹账通;在香港上市的平安好医生,以及集团旗下拟上市的公司,都是中国平安发展策略与国际布局的体现,内外部都建立起竞争的屏障。
在公司治理方面,这家公司在信息披露的详尽与迅速方面为上市公司建立了样板,这也是它管理透明性的一种表现。此外,在围绕核心业务上下游建立生态体系方面,中国平安亦是开创者,为创业者和公司经营者提供了新的参考。如今,中国平安制定的金融与科技、金融与生态的发展战略,更是成为保险行业与大金融行业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华为则在内部推行了一套员工持股计划,并依据这套计划给予员工激励。此外,华为一创立便注重人才的引进,保持着良好的人才梯队建设,为华为的飞速发展做好准备。华为几次大转型的成功,与任正非主导的管理架构和人才供给策略不无关联,这也是华为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结果。
无论华为、中国平安还是后来的腾讯等,这一批从深圳改革开放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公司,一方面从全球特别是港澳为代表的商业公司的治理和运营中获得经验,另一方面也在市场摸索中建立起管理规范与风格。这些身兼创始人与企业家的管理者们,除了带领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阶段性成就,还对之后中国公司商业文化的建立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对于现代公司治理与文化、商业模式的探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并对它们的延续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然,中国公司的现代化治理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编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