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 | 祝勇：东西对照，打开看故宫历史的狭隘视界
“紫禁城是空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的起点。西洋钟表进来后，它带来了一个西方科学的‘时间’。西方人与中国宫廷的密切关系，也逐渐带来了我们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比如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的变化，我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地球是自转的，我们开始地图测绘等等，它带来一系列综合的变化，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它不仅仅是钟表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钟表带来了时间、空间以及对地球的认识，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责任编辑：邢人俨
祝勇常常从西华门出入故宫，工作的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四合院，紫禁城城隍庙的旧址，如今成了故宫研究院。尽管前殿游人如织，故宫的工作区域却相当静谧，祝勇感觉故宫的时间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它的时间仿佛停滞，让人和历史距离更近了。
祝勇大多数写作都围绕故宫，有长篇小说，也有大量散文。他还为《辛亥》《苏东坡》等纪录片担任总撰稿，策划了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2011年，他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现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祝勇不止一次在故宫里从黄昏待到深夜。有一次日落时分，他走过太和门广场，空旷无人，只有武警战土训练的号令声依稀传来，和白日里热闹的故宫完全不同。
“我似乎一瞬间读懂了宫殿的孤寂。”他在《远路去中国》里写道，“在白天，它是那么理性，它虽繁复，却庄严典雅、秩序井然，只有在夜里，它才变得深邃、迷离、深不可测。”
作家冯骥才评价祝勇“着魔一般陷入昨天的文化里，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
祝勇喜欢英国作家肯·福莱特，认为他的作品如同巨型建筑，每一部都规则严谨、规模宏大，组成庄严浩大的城池。祝勇形容自己的写作就像紫禁城的砖木，日久天长地搭建，才逐渐眉目清晰、结构健全。
在新书《故宫六百年》里，祝勇把宫殿当作舞台，古往今来人们的命运在此上演。故宫是明清两代国家权力的中心，对掌权者来说，权力也总是成为作茧自缚的牢笼。
年轻时，祝勇把故宫看作典型的封建集权主义建筑，批判它抹杀人性。后来这些年，他说自己慢慢变得温和了，更带有“历史之同情”。“我不爱集权制度，但集权主义建筑却有它的壮丽。没有集权主义制度，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故宫，没有这些从历代皇家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他说，“当然，封建集权有扼杀人性的一面，我在作品里有足够的批判。”
太和殿宝座。
“钟表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南方周末：故宫六百年的历史非常驳杂，你用了空间和时间结合的叙事方式，这是怎么考虑的？
祝勇：我不想写得太刻板，不想简单地按照时间的流程来写一个编年史，那样太机械了。有很多朋友到故宫来，我会陪着走一走，游客对于故宫的认识首先是空间上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先有空间后有时间，古人通过立杆测影来确定南北子午线、确定东西，夜晚通过星象来确定四季，先有空间后有时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一脉相承。故宫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代表四方。东西南北横纵坐标的交点是中央，加上中央正好是五方。五方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相配合。我觉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表盘，像太和殿前面的日晷一样，表的转动带动着所有历史上的事情，各种人在时间运转的过程中生生死死。
南方周末：你多次提到，宫殿本身具有一种叙事功能和等级秩序。你怎么解读故宫的空间政治？
祝勇：皇帝必须在中轴线上，两边是三宫六院，就是一个逐步递减的空间关系，它通过建筑的层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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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校对：胡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