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结束篇）

中性政府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蚕食，为了制衡它们，政府需要从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转变为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和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结合，其实质是使民众的参与更加制度化

本文连载至今，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赞同和鼓励的，但更多的是不赞成和指责谩骂。我感到有必要重申写作本文的初衷。当开始思考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时，我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考察——这里的“世界”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言，人总是更愿意和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人比较，此时难免要生出很多的不满。然而，不要忘记，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和我们现在类似甚至比我们更糟的历史（想一想《雾都孤儿》里描绘的伦敦吧）。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等最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强些，中国的GDP总量可望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国赶上美国遥遥无期。我们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中低收入门槛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做得更好。三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这个自信，即中国所走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事实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是世界由古代社会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一部分。西方也经历过漫长的古代社会，只不过它早于我们觉醒，但也仅此而已。

由此也引出本文最后要讨论的问题，即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中国未来的意义。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性政府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蚕食，而这些力量又内生于过去三十年对维持中性政府做出了贡献的种种努力。这些力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本身缺乏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