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慎用你手里的机器——山形电影节获奖者冯艳访谈
“原来我脑海里都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土地，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到了那里一看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这个机会离开土地。”——冯艳
《秉爱》主人公张秉爱，是三峡库区不多的“钉子户”之一 图片提供冯艳
“秉爱”是三峡库区一个普通农妇的名字，全名张秉爱，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钉子户”。二十多年前，张秉爱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相对富裕的江边，工分从几毛钱陡涨到几元钱。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张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
冯艳比“秉爱”小一岁，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山形电影节，那时山形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电影节新增“亚洲新浪潮”，并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闪光的新人新作”，授予“小川绅介奖”，以推广亚洲纪录片。
“我是在没有一点儿免疫力的情况下，与小川绅介的电影相遇，一下被纪录片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
1994年，冯艳拿起摄影机，去了日本贫民窟。
1995年，进入三峡库区，记录和拍摄张秉爱等四个移民，被移民们当成“冯记者”。
“秉爱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待我得到她完全信任的那一刻。”冯记者说。
2007年10月10日，拍摄、制作了12年的纪录片《秉爱》，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崔卫平：你是怎么想到拍《秉爱》的？
冯艳：1994年我还是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年初回国，听到三峡工程决定上马的消息，本能地产生了兴趣。暑假我跑去三峡做调查，发现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原来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土地，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但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机离开土地，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去，为了得到一些补偿款。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我当时特别失望，就觉得中国的农民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爱惜土地。
崔卫平：片中“秉爱”并没有为了眼前的一点补偿款选择离开家乡，这是你在众多三峡移民中，选择拍摄她的原因吗？
冯艳：我刚到他们村子的时候，大家看到我手上的摄影机，都管我叫“冯记者”。大家对纪录片很陌生，我一再解释，他们还是这样叫。但秉爱不同，她从来都直呼我的姓名，这让我感到亲近和平等，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秉爱特别大气的是，即使她不能理解我所说的全部，但她觉得既然信任我，就不介意把她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是什么人。其实和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开口。
崔卫平：秉爱不愿意离开土地，你觉得她留下来是因为对土地的眷恋？
冯艳：我认为对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既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
但同时，惟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她的一生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只有土地，因为“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她要紧紧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
崔卫平：秉爱对城市并不向往，这一点很独特，你是怎么理解的？
冯艳：她说年轻的时候还是有点向往城市，去当个工人可能也不错。但后来，她经常看到城里的人欺负农村人，比如她女儿的好朋友就被骗到城里去卖身。秉爱和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是她对命运并没有逆来顺受，她是一个有主见，能审时度势的人，她之所以选择留下，是因为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崔卫平：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原先爱的不是他？
冯艳：她只恋爱过一次，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感情，但她父亲不愿意，说那个人家里孩子太多，负担太重。秉爱家在高山上，一个工分才几毛钱，但江边可以是几块钱，天壤之别。她结婚前几乎都没怎么和这个丈夫说过话，是赌气嫁过来的。
很多农村妇女都有类似的经历，婚姻不一定基于爱情，但秉爱的聪明就在于，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经常说：等我老了，一定要学文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这是一种意识，夸张点说，我从秉爱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
崔卫平：你是怎么考虑作品结构的？
冯艳：纪录片的架构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秉爱个人经验的讲述，是2002年拍到的，当人感觉到压力大得不能承受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去寻找发泄的缺口。她的村子从1996年就开始移民，但那时候水还没有涨上来，现在，不走就意味着房子要被淹掉。秉爱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在和干部交涉的空隙，会不停对着摄影机“倾诉”。《秉爱》定稿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我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崔卫平：肯定不能算是巧合，生活本身有它的逻辑。
冯艳：我一直担心，作为一个没有学过电影的人，怎样才能做出一个有点儿像电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从头去学电影。我对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从来没有犹豫过，很清楚。但我一直不知道用怎样的电影语言去表达，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坎。
崔卫平：学电影的人很难拍出你这样的作品，正是他们被所谓“技术”问题、所谓“内行”的问题绊住了。你看那天放映会上，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从屋里往外拍，而不是从外面往里拍，你说当时的条件如此，你被你们之间的对话所吸引，顾不得选择自己站立的位置。
冯艳：我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没有按照电影规律去拍，我一直拍摄的是自己想去接近的人物，所有我喜欢的段落，都是在我自己也融入其中的状态下拍摄的，我突然意识到，按照事物本来的规律去剪这个片有多么重要。
崔卫平：你是本能地接近吸引自己的对象。
冯艳：我刚刚拿起摄影机的时候，去了日本一个贫民窟。我见的第一个人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女人，她原来是一个护士，因为援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遇到了日本的赤军，虽然没有什么关系，但回国后还是被日本政府吊销了护照，后来和诗人的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这个贫民窟。她看到我手上摄影机，就告诉我：你要慎用你手里的机器，用你的眼睛去看。这句话一直响在我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