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难获赔，雇主责任难界定

（农健/图）

“你确定是这个案由吗？”2020年6月15日上午，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立案大厅，负责立案的法官连问三遍，是否存在“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一民事案件案由。

来立案的是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女工黄薇（化名），她要状告自己的上司、环卫站站长周某对她实施了4年的性骚扰。同时，她也将自己供职的环卫站列为共同被告，连带起诉。

陪同黄薇前来的律师丁雅清答复法官，“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新增的案由，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官让丁雅清把这个听着有点陌生的案由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转身进了办公室。约五分钟后，法官回到立案大厅，在电脑上将案由从“一般人格权纠纷”手动变更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立案成功了。

“太顺利了。前后不到半小时就立上（案）了。”走出立案大厅的丁雅清告诉南方周末，这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由以来的广东省首案，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等进行民事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

新增专门案由体现了法律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决心。然而，从过去一年半的司法实践来看，性骚扰受害者维权之路上的一些特殊障碍尚未彻底扫除。

针对黄薇遭遇的这种职场性骚扰，即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有防范义务，但事发后单位如何担责仍不明晰。

长达四年的性骚扰

“谢谢大家给我支持，你们在，我放心多了。”立案这天，黄薇身穿一件淡黄色旧上衣，衬得面色有些暗淡。她个子不高，走路很慢，说话也轻，但对自己在做的事却显得很坚定。

2016年3月，黄薇与丈夫经老乡介绍，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不久后，黄薇收到了站长周某的微信好友请求。没有犹豫，黄薇点了通过，“毕竟是领导主动加的微信”。

据黄薇自述，此后她忍受了来自周某长达四年的性骚扰，以及由此产生的失眠、害怕、焦虑。

一开始，周某发来的只是普通问候。慢慢的，问候变成了“我想你”“我喜欢你”，以及多种带有性暗示的图片与小视频。这样的信息让黄薇不知所措，她战战兢兢地偶尔回复周某：“领导你也好。”

黄薇出生于湖南农村，未及成年便外出讨生活。在做环卫工之前，她在制鞋厂、毛衣厂等单位工作了二十多年，从未遇到职场性骚扰。

到了2016年4月中旬，有天夜里11点多，黄薇接到周某的电话。黄薇回忆，周某说他带着黄薇的丈夫陪领导喝酒，然后特地把她丈夫支走、送领导回家去了，“你现在到办公室来一趟吧，我想和你发生性关系。”黄薇受到惊吓，一时语塞，只能回复：“我不是那样的人。”电话挂断后，周某仍发微信：“你是不是看不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