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工人的晚春

焦灼的全球疫情之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

4月10日，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在国新办稳外贸相关举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商务部对重点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摸底，当前外贸企业面临在手订单被取消、延期，短单多、长单少，海运、空运等国际物流需要进一步畅通等诸多困难，外贸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而4月下旬各省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同期进出口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辽宁的一季度货物贸易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其中粤、苏、浙在内多地同比下降幅度超过10%。

在澎湃新闻刊发的《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一文中，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战洋谈到了“病毒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性别和年龄的群体，面对病毒的风险程度和导致的后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对于打工者的影响尤甚。”

那么，身处受全球疫情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在这个晚春，外贸工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冲击，又如何求得生存？我们将视线对准这些宏观数据背后的个体命运。

3月6日，江苏淮安，江苏三禾集团缝制车间的工人正在赶制外贸订单图/人民视觉

等通知上班

快要停水了，你有预感。把水龙头打开，呼啦啦呼啦啦，水流旺盛，一切如常，不经意间，水柱开始收窄，两指缩成一指，直到涓涓细流变成滴答滴答，突然无影。对外贸工厂的工人来说，订单的“消失”过程大抵如此。

2020年初，江西抚州人林霞迎来了在这家厦门制衣厂打工的第六年。制衣厂规模不大，总共也就三四十人。44岁的她在厂里从事包装工作，把别人做好的成衣装到塑料袋里。简易的包装，她一小时可以包好一百四十多件，复杂点的，这一数据会被除以三。林霞的家就安在工厂附近，每个月两三百元的租金，一分钟就能走到工厂。

这家制衣厂的主营业务是为欧洲球赛制作球衣。2月23日复工后，工厂便满负荷运转起来，疫情耽误了不少时间，客户在节前下的订单需要尽快完工。但进入4月，随着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林霞眼见着订单一日不如一日，有的是撤销了，有的是延期了，差不多三四天就一个坏消息。

工厂主管跟大家通了气，“如果是布料已经裁剪了的，就慢慢做，如果还没有开动的，单就停掉。”林霞自己也做了下推算，如果疫情不停止，以厂里目前仅剩的订单量，最多还能撑一到两个月。“内销单现在大家都在抢。能抢到一点就做一点，抢不到就只有关门了。”平日里赶货，她的工作时间会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而现在则变成了早八晚六。

制衣厂工人的工资通常是计件制，上班时间缩短意味着工资锐减。

杨兴从2月20日前后上班至今，还未领到过工资。55岁的杨兴所在的纺织厂开在浙江嘉兴，同样以外贸订单为主。4月10日起，该厂改成了“上两天休一天”，两周后变成了“等通知上班”。

他和妻子2月中旬才从四川广安的农村老家来到嘉兴打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他花了两天时间敲了五十多家工厂的门才找来的。这附近大概有一百来家小厂，多为制袜厂、制衣厂，工人数量大多在几十人不等。“有的厂不需要男工，有的要男工，也只要年轻的。”杨兴找到的这份工作，是在纺织厂装卸货物、上下布匹和丝线等，算是体力活。满勤的状态下，一个月的工资是3300元。

“上班时间少了，就没钱了，大家都比较着急。”杨兴的妻子刘梅在附近的一家制袜厂工作。“上四天休三天”的状况已经持续了约一个月。“2月中旬刚复工的时候还是每天上班，过了一段时间货就出不去了。”刘梅和丈夫同岁。原本在这家厂做了十年，2018年因为在农村的母亲生病，她回家照顾，今年再回来已断了工龄，按照新员工的价格算，从2月复工到现在，拿到手1000元。

“最初是下午6点下班，后来变成了5点，如今则是4点就下班。”虽然不乐意休息，但刘梅也理解，“厂里没有订单，老板也要养这么多人，他能怎么办？”夫妻俩每天吃饭会花去三四十元，加上六七百一月的房租、水电，已入不敷出。女儿在嘉兴的写字楼上班，工作还算稳定，刘梅夫妇得以从女儿那里获得些资助。“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钱也不是地上就能捡来的。”

3月19日，福建泉州开发区一家鞋服工厂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出口韩国的运动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