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　全球化何去何从？ | 封面人物

2019年10月25日，满载着82个标准箱的中欧班列（义乌—列日）“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菜鸟号”首趟列车抵达比利时列日物流多式联运货运场站。这是首个贯通中国长三角区域、中亚和欧洲并服务于跨境电子商务的专列   图/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暴发，中国经济在严防死守中“停摆”数十天。美、日等进口大国体尝到全球供应链被中断的苦楚，尤其是紧缺的医疗战略物资。3月初，病毒穿越国界，在五大洲迅速蔓延，成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北美、欧洲、日本等各大经济体遭受重创。4月初，美日政界人士和官员发声，公开倡议本国企业从中国迁回或转移至其他国家，甚至宣布将为此拨出巨额预算。

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全球化终结了吗？分裂世界的“新冷战”时代到来了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怎么了？当下汹涌着的种种非理性亢奋，到底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无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本刊共约访了五位学界人士：其中两位为“75后”新锐青年学人，两位为中生代知名学者，一位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专业领域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最终，我们在本文重点呈现其中三位学人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是：

陈志武，知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现执教于香港大学

图 / 受访者提供

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其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曾获《新京报》2014年年度社科图书奖

图 / 受访者提供

施展，历史学博士，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出版学术畅销书《枢纽》，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争议

图 / 受访者提供

疫情也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学术关注。

自2019年8月起，包刚升在哈佛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学。因着互联网，身在美国的他早在2019年底就开始留意当时正在武汉悄然蔓延的某种“不明肺炎”。到2020年3月，已获命名的COVID-19在北美肆虐。3月8日，他收到哈佛大学校长致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电邮——宣布哈佛进入网课季，会议等活动暂停。

2020年初，施展刚刚完成新作《溢出》。2019年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跑遍越南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对中国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和产业链跨国分工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实地调研。武汉“封城”后，他和一帮学者同仁就中国CDC的改革和决策机制建策，并做了一场思想实验。

在香港，陈志武亲身经历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包括史无前例的美股四次“熔断“——由他带头的量化历史研究也随之步入瘟疫和社会经济史的相关领域。

在“社交隔离”状态下，本刊记者通过Facetime、微信语音、手机、腾讯会议、Zoom，与几位学人进行了紧张、严肃、充满张力的思想访谈和交流。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主体的是与“安全”无关的日常消费产品

人物周刊：近期，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为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报销”所有相关费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政府出资22亿美元鼓励日资企业迁出中国。欧盟国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多次提到“国家经济主权”之说。西方政府的智囊、首脑、政治家们类似的提议或声明，会在多大程度上落为现实？经此一疫，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

陈志武：库德洛在电视上公开说那个话时，他所代表的是美国白宫经济政策的某种导向。我认为他相当程度也是代表特朗普在讲这个话。所以，这很值得注意，在相当程度上，也可能最终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具体到公司层面，是不是所有跨国企业都会从中国撤走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决策。据我了解，很多美资公司、欧洲公司会继续选择留在中国，至少相当部分业务会留在中国，譬如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美国的特斯拉公司，还有日本的丰田、凌志，韩国的三星集团。这些公司在华的相当大业务不会撤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很多产品，包括汽车、配件或者电器，都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但是那些销售市场在美、日和欧洲的企业，可能会把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分散、转移到本国或其他国家去。这样总体上有助于他们分散风险，不会像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那样——因为所有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在关键时候，就陷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施展：这些建策和声明，我并不认为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西方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政府对于社会、对于经济的影响能力实际上很小，主要对于企业的经营没办法做太多其他影响。

但是，它很明白地表达出西方的一种情绪——他们对中国存在不信任。这会带来一个结果，少数国家可能会不惜成本建立起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以免在这些产业上受制于中国的供应链。究竟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这个定义的边界是在动态变化的。如果这种相互的不信任越大，这个边界就有可能划得越大。

包刚升：我现在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看美国的电视新闻，相比报纸、杂志，能直观感受人们的情绪和心理。福克斯商业电视对库德洛的这次采访总共约23分钟，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发表了上述观点。所以，我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这不是一个事先精心策划的东西，他是即兴讲出来的；第二，估计这是他比较长期的一个观点，只是第一次把它公开化。与此同时，日本的安倍政府也推出了一个预算为22亿美元的鼓励企业搬离中国的计划。但这两者有很大不同，日本有具体的政策和预算，美国目前还只是总统经济顾问的一个公开提议。

为什么会有“国家经济主权”之说呢？最直接地，这次新冠疫情让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经人士认为：把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存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就开始号召美国企业把产业链从其他国家回迁到美国本土，那时主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等经济指标。美日与欧洲最近的言论背后有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到底有没有政治上或战略上的互信关系？

3月28日，一辆警车经过空荡荡的纽约时报广场

人物周刊：美、日政界人士的这些提议、政策具有代表性吗？

陈志武：据我观察和了解，他们社会对这种政策调整的支持度好象非常高。当然，这也许是目前还身处病毒影响时期，反应比较强烈。

举个例子。4月24日，曾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和奥巴马连任PK过的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提出：等疫情结束后，美国必须大刀阔斧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他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