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相忆在江楼

本报地理版曾于2019年8月22日刊登《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一文，当杜甫带着家人劫后余生抵达成都后，在川不足五年，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呢？

2019年的五一假期，成都杜甫草堂内游人如织，和杜甫生前穷困潦倒、不为人赏识比，反差不可谓不大。 （IC Photo/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古人说，世间难堪之事，莫过于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其实，还得加一条：诗人落魄。疾病缠身的杜甫向后看，以往的辛酸凝成往事和泪水；向前看，世事茫茫，未来的路渺不可知……

十多年前，为写一部小书，我多次出没于那方草木葳蕤的园子。那时还没有无人机，我却多次想象过从高空俯拍的情景：四面高楼的包围中，青黛的林表漫不经心，古色古香的楼阁像浮在绿海中的岛屿。当然还有点缀其间的一口口池塘，它们总是倒映着无限生机：睡莲、菖蒲、斑竹、朴树，以及看风景的人和被当成风景看的人。

经历了1200多年时光，荒郊野岭的几间茅屋，终于被后人用敬仰和缅怀，蝶化为这方游人如织的园子。

它，就是成都杜甫草堂。

自759年冬抵达成都，到765年五月离开，这是杜甫的川中岁月。其间，除因战乱移居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近两年外，大多时候，他都居于成都草堂。

这是诗人苦难一生中难得的悠游岁月。尽管贫穷的警报从未彻底解除，由治而乱的现实也从未如想象中安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相对平静的几年，杜甫枯瘦的双手终于触摸到了久违的幸福。诗酒外，他常作一些短途旅行，从而在四川——如果不把他仓促离开成都前往川东计算在内的话——主要是川西和川北，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屐痕和永垂不朽的辞章。

以草堂为圆心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对老杜而言，他的生命之袍远离华丽，虱子却密如过江之鲫。这些虱子名叫：失意。疾病。贫穷。潦倒。他的一生就像午夜划过天空的流星，虽然以耗尽生命作代价获得了诗歌史上耀眼的闪光，但在他的时代却少有人去赏识和热爱。这个星空下寂寞的老人，他给后世留下的，除了抑郁沉雄的诗歌，就只有三座纪念他的草堂。

杜甫漂泊的足迹印满半个中国，但纪念他的草堂中，四川有着重要的三座，分别位于成都、三台和奉节（现属重庆）。三座草堂，记录的都是杜甫的晚岁生活。而成都杜甫草堂，无疑是所有草堂（包括当代新建）的龙头。诗人冯至感叹：“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成都草堂。”

今日的杜甫草堂充溢着农耕文明时代成都平原民居的诗情画意。 （IC Photo/图）

由于和严武交厚，杜甫由秦州到成都，给人的错觉是冲着严武去的。其实，杜甫入川时，严武还没调到成都。他投奔的主要对象是裴冕，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后来也任此职）。

初到成都，杜甫一家暂寓草堂寺。草堂寺是草堂东侧的一座古庙。二十多年前初游草堂时，我曾以为草堂寺是借了草堂的名。其实，草堂寺的历史远比草堂更悠久。早在杜甫结庐水滨前几百年的西晋，草堂寺就梵音缭绕了。

杜甫时代的草堂寺地处郊外，香火不盛，他在写给时任彭州刺史的早年知交高适的诗中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斯时，高适听说杜甫来川，猜测杜甫借住草堂寺，依靠和尚生活，所谓“僧饭屡过门”。为此，杜甫回诗纠正：“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个供禄米的故人，就是裴冕。

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渐渐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平原上，河流密如血管。诸多河流中，就长度、水量而言，浣花溪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一条注定要被中国文学史铭记的小河。

次年春，在裴冕支持下，杜甫于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他写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