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些共同的价值观， 也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想象”

2020年3月31日，河北省迁安市一家医疗卫生材料公司的工人正在生产口罩。 （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经济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经济生活与社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了两张皮，这就是危机。”

“全球化会创造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地方差异还是会继续；对全球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想象，有些想象是幻想，有些是不可实现的。”

2020年4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从4月7日起，新加坡“半封城”。此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开始在家办公。与很多埋首书斋的学者不同，郑永年对外界的变化相当敏感，面对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他不断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

最近，郑永年每天都在关注美国的失业率，因为如果失业率过高，怎么控制恐慌是社会治理很大的一个问题。“比病毒本身更严重的是病毒引起的社会恐慌”，他提醒，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对社会的恐慌的控制能力是很低的。“不要忘记二战期间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邪恶之人的墨索里尼、希特勒在当时是多么受老百姓拥戴。”所以他现在很担心，本来民粹主义已经很强烈了，现在又加上疫情，会导向什么结果。

1995年，郑永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此后，除了2005年至2008年赴英国担任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一直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并于2008年起担任所长至2019年5月。目前，他还担任中国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名誉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外界看来，郑永年是少数能同时获得政界、学界和民间三方尊重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独具一格，敢于破除带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学术标签，拥有自洽的评价系统，其论著《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等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

4月19日，围绕疫情当下及疫情后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郑永年。

“全球化会继续下去，但是会改变形态”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疫情过后各国可能会把涉及国家安全、民众切身利益的产业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郑永年：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反思得比较少，像美国、欧洲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医疗体系也是最先进的，为什么这次搞得那么狼狈？这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结果，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开始，欧美把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都放到其他国家，只保留一些附加值高的。现在美国80%的医疗物资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依靠中国供应，危机一来，每个国家都要自保，欧洲也是一样，各国拥有的物资要自己先用，出口就受到限制，甚至禁止了。

新加坡也面临这样的情况。以后怎么办？新加坡因为国家很小，想什么都自己生产，可能不科学。所以只有两个办法。首先，它要保证，生产线放到哪一国家，就要向这个国家要保证，危机的时候也要供应；其次，国家平时准备要充分一点。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体系是和平时期、没有危机时的体制，一发生危机就会马上出现大问题；平时互相依赖，但一遇到危机就不能互相支持。如何应付？以后关乎老百姓生命安全的东西，我想很多国家都会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当然也不见得什么都完全自己生产，因为好多小国家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可能要发明某种机制来保证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大家现在都开始反思全球化，这一波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到底为了什么？个人得到什么？社会得到了什么？国家得到了什么？大家现在认识清楚了。2007年、2008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