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081009）

我与历史的悄悄话
◆回应“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10月2日头版、纵深）
这篇文章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来得太晚，为表示很久以来对该文内容的真诚响应，现摘录我以往的几则随笔：
我触摸到了自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正统”实质：我们一直被囚禁着，牢狱的制造者，是别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被人捆绑，在学习、理解或思想斗争之后，自己则更是再绕上几圈，进而又去束住别人！——1982年

人们因官位大小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官与官之间，官与民之间，等级森严，人们又惯性地在工作生活的交往中，严格地去维系和体现这个三六九等，分配原则也因此有了极大的相关性而被绝对化，这就是我目前见到的正常秩序，这是之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东部沿海改革开放的省份！——1984年

奴性的某种表现与“尊重”、“尊敬”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却有着天渊之别，权力和身份等级化的过分主宰，已使“尊重”、“尊敬”堕落了。——1995年
（济南 戚泓 高级工程师）

九亿农民无话说？
◆回应“国庆，我们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
（10月2日国庆特刊）
9亿农民就没有人想说，“我为国家做过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吗？读南方周末国庆评论特刊“国民感言”，其中有律师、教师、公务员、留学生、银行职员、IT公司职员……几乎囊括了各行各业，但似乎少了农民或民工的。没有九亿农民的“国民感言”真算得上“国民感言”吗？
（山东青岛 胡临波 大学生）
（请农民兄弟亲自发表感言，亦可请您的亲友代为立言，我们将继续刊发各阶层之“国民感言”，欢迎来信！——编者）

我为国家培养“人”
◆回应“国庆，我们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
（10月2日国庆特刊）

在讲台上，我给学生讲述德国威廉皇帝与磨房主的故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讲述“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米拉达规则，程序正义很重要；讲述孙志刚案，恶法非法；讲述发生在杜培武、聂树斌、佘祥林身上的故事……

梁启超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一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我想这个“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公民。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都很淡薄，而“法治”最广泛和坚实的基础是民众的法治心理。民众的法治心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发展到哪一步，法治即可达到相应的水平。通过讲台给学生灌输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这恐怕要比当警官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当法官审判一名犯罪分子对中国法治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吧。
（陕西安康 单林波 大学教师）

司法考试，考什么
◆回应“前台湾新党主席参加大陆司法考试”
（10月2日A3法治）
法学本科毕业至今，我参加了四场司法考试，屡败屡战，也时有反思。

司考给出的是标准答案，而不关心立法理由和原理，要的是考生对标准答案的服从。然而现实中案件是很少有唯一答案的，要做对题就只能去揣摩命题者的思路，先答出命题者可能认为的标准答案，然后费尽口舌去为其论证和辩护。我担心，这种机制选拔出来的法官是否也会养成先揣摩领导和上级法院的“标准判决”，再找理由为该判决辩护？
（北京 毛海栋 法学博士生）

我正备战明年的司考，几个月来的经验告诉我：基本是“体力活”，动脑子的机会不多。老师戏言：“此体力活女孩子不宜多做，容颜易衰啊！”

司法考试本该考语言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以及法律背后的道理。但假设有这样一道考题：我国法律为什么严禁企业之间的借贷？分析来分析去，不就是企业之间的借贷严重损害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利益？……可这样的问题就算考生敢答，出题者敢问吗?

在一定程度上，司考的方式和内容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和法治水平；反过来，它决定了只能考这些和这样考。
（广东湛江 林征华 大学生）

本报记者赵蕾回应：

谢启大的大陆司考经历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大家对司考之弊深有体会。那怎么改呢？学台湾，全部出主观题，不设标准答案，在目前大陆能否行得通？至少有以下两个疑问。

一、哪来那么多“合格”的阅卷人？现在，司法部每年都将阅卷工作下放到政法院校，阅卷的主要成员不是教授或副教授，而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如全部改为主观题，势必增加阅卷工作量，会不会把本科生也请来阅卷？

二、怎么保证评分公正？就是在有标准答案的今天，因主观题评分异议状告司法部的考生不只一两例；如果没有标准答案，评分标准会不会更随意无常？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观题的评分标准并非天马行空，而须以一定的争点范围为准，以此来评判考生思维分析过程。答案不统一不意味着评分标准不统一，这一点大陆司考如何做到？

一个选拔司法人才的考试，如果能让人猜到考题，事先准备好答案，按准备好的答案作答，最后以高分通过，顺利进入司法职业，那么出问题的肯定不只在考试本身；同理，改革司考，光改考试本身收效不大，端正整个社会对法律职业的态度、对法治的态度，或才是清源之举。

向摆平媒体的“功臣”敬酒
我曾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某次饭局中，Z副县长举杯对宣传部N部长：“N部长，我敬你一杯酒！如果不是你一次次挡住或摆平了上级新闻单位，到我们这儿来找碴、曝光、捅娄子，那我们县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环境。这杯酒，我是敬我们的功臣。”N部长则谦道：“哪里，哪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嘛。”
(infzm.com网友：yanquan)

“驰名商标”为何多
“三鹿”事件后，终于有人公开质疑中国名牌产品的评定，这使我想起去年有关评中国驰名商标中，某县级市创牌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产生了6只中国名牌产品，累计总数达27个；中国驰名商标39件，累计总数达45件！

据一些企业主证实，中国驰名商标如今可以通过工商、司法部门获得。而这使早些年评上的企业摇头——当初为获此称号可是花了大本钱的，仅按评审部门婉转提示，为使评定顺利通过，最好在中央媒体投放300万以上的广告。可眼前花30万—50万即能搞定，且还可获得当地县级市、地级市两级政府20万、30万、50万的创牌奖励基金。
（浙江诸暨 屠渭兔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