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

“刘擎骨子里活得率性。学术圈里，只要他在，场面就活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2013年，刘擎在台湾 图/受访者提供

二十多天没出门，刘擎挺自在，他享受因为疫情宅家工作的沉静。只是，好久没见大片的天空。有天晚上，一家三口往徐汇滨江大道去，散散步也好。橙棕色的跑道上空无一人，滑板少年也不见了。

马克斯·韦伯就是因为染上了1918年起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而死的，56岁，正是刘擎现在的年龄。80年代，他在李泽厚的一次校园演讲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习惯把这位德国思想家列在西方思想史课程的第一位，因为韦伯代表了现代思想的成熟。2月23日，他在“得到”开课，发刊词里提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一

四年前的这时候，我开始旁听刘擎的研究生课“西方现当代思想”，正是政治学系江绪林老师弃世一周，而刘擎作为系主任刚在送别会上念完那篇打动了许多人的悼文。2010年，江绪林也旁听过他的课。

第一节上导论，他向学生们交待开课的目的之一：一个人，在“被抛到这世上”之后，如何不过度地“反省人生”，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如何正对加缪所谓惟一严肃的问题（自杀），如何涵育强健的心智，“继续江老师未尽的思考”。

早年他的名片上写的是诗人、剧作家。1987年第2期《上海戏剧》上有一篇《我们实验什么――“白蝙蝠”四重奏之一》，署名刘擎、陶骏、张昭、刘洋。四个人展开为什么要搞实验戏剧的讨论――“戏剧实验室在戏剧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科学实验室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艺术的力量取决于独特性和力度”“戏剧使人成为人”。

他们的结缘始于陶骏编剧、导演、主演的实验话剧《魔方》。这篇对谈提到1986年刘擎和陶骏编剧、陶骏导演的四幕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它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加上现代生活的混合物。这个剧本后来被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收入文集《莎士比亚在东亚》。

张昭演哈姆雷特，陶骏演麦克白，好嗓子刘擎拉来另一副好嗓子林栋甫演李尔王，他自己演现代人。主要服装是麻袋片做的，场地十平米。2019年3月，刚得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的林栋甫忽然收到刘擎的祝贺短信，回了声“天！”，二人相约重聚。“好像上辈子的事情。”刘擎说。

二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技术员和他的妻子、同单位广播合唱团团员，双双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青海建设广播电台。说好待四年，一留二十年。他们在青海师范学院的家属院里安家，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刘擎。

隔壁住着一对生物学家，来大西北教英语，这家的男孩是他童年最好的伙伴。楼上住着一位“戴帽右派”，是他的语文老师，会朗诵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的诗歌。另一个单身“右派”，据说当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隔壁的隔壁，是一位从前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老师，她的先生曾在中科院工作。一天，有个科委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请教翻译，刘擎头一回听到“信息论”，那是1975年。

学院图书馆里的繁体字苏俄文学，大人们悄悄传阅的灰皮书，《展望》杂志每期末页的火柴棍思考题，青海省话剧团后台的种种故事，父亲带他去玉树、果洛架电线安喇叭时见识的藏民及其文化，混杂着构成了知识贫瘠年代里的另一个平行小宇宙。

2015年暑假，一个刮台风的日子，刘擎在季风书园，为一些风雨中赶来的孩子和家长上一堂哲学课。

“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他们很热心地讲些‘深奥’的故事和问题，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让我成为今天的我。”他推荐并现场解读朱利安·巴吉尼的《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及另99个思想实验”。书店的沈乐慧说，那天，大人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结束，那大概是季风人文课中拖堂时间最长的一期。

1978年，刘擎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高分子化学专业，满脑子“实现四个现代化”。宿舍里老有卧谈会。那些老高中、插队知青、当过兵的，都有一箩筐故事。

“‘文革’刚刚过去，国家正在恢复元气。这些夜谈，是在帮我认识社会，认识这个国家。”刘擎说，“课堂上也有许多开放的议题，姓资姓社之类……那一代的大学生，敢想敢问，敢挑战权威。”

研究生毕业后，他从化工系转到社会科学部当教师，转向上一代人又爱又怕的文科。他一面教书，一面写诗、写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