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探险中亚腹地，把神秘的内陆中国呈现给西方世界

捡拾干粪的蒙古妇女。

喀尔喀的蒙古贵妇

祭奉山神的敖包

挤骆驼奶 图片均选自《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

古代文化遗迹——蒙古的草原石人

唐古特富人 图片均选自《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

王嘎

在近代中亚探险史上，俄国军官、地理学家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先驱。有生之年，他曾四次来到中国，探险中亚腹地，以无与伦比的对荒野的激情，卓越的“旅行的本事和地理勘察的才能”，斩获了丰硕的科学考察成果，并成为中亚探险史上第一个深入黄河与长江上游的欧洲人。

近日，记录普尔热瓦尔斯基首次中国行的著作《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由译者王嘎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该书曾给普氏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在欧洲多国畅销不衰。它冷静详实的记述，打开了一扇通往中亚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地域”的知识之门。

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

按照书中记录，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肇始于1870年11月，结束于1873年9月。

他们的行程往返于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北向南纵穿蒙古戈壁，继而自北京向西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第二阶段，从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与一支唐古特（也称唐古忒，元时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后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诸部）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即普氏所指的唐古特地区。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位有着严谨科学精神的探险家，这一点难能可贵。旅途当中，他坚持进行地形测量，精准绘制地图，同时详细记录所见到的各种动植物，采集标本。仅这次探险，他便收集到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他还是个高明且有着“嗜杀之心”的猎手。在阿拉善，他和同伴彻夜捕杀马鹿；在藏北，他邂逅了野牦牛、白腹盘羊、岩羊、羚羊和沙狐，捕猎的同时，也记录下它们的生动情态。在却藏寺，他发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最紧俏的商品药用大黄，采集了足够多的种子，后来交给俄国皇家植物园。

然而，普氏的首次中国行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们的探险当时还未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资金上难免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由于探险队中缺乏精通土著语言的人才，他们很难与所到之地的居民进行有效交流，时常受到“好奇”的蒙古人的围观，这给他们的科学考察和物资补给都造成了困难。

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却非常欣喜于本次探险的成果，以至于他认为此后的三次中国之行都“远非过去的蒙古之行那样凯旋”。

对中国西北地区真实的生态记录

虽然普尔热瓦尔斯基实在是一位“硬核”科学家而非舞文弄墨者，《蒙古与唐古特地区》一书却极具可读性，文字朴素自然，细节引人入胜。

譬如他描述库库淖尔草原上鼠兔胆小机警的形态，十分生动。“鼠兔也是一种特别好奇的动物。如果发现有人或狗接近，它不是立即惊慌逃窜，而是等那不速之客朝前走上十来步，突然间一溜烟钻进洞里躲起来。然而，好奇心终究会战胜恐惧心——几分钟过后，还是从刚才的那个洞穴，鼠兔又把小脑袋探出来东张西望。”

他也随手记录蒙古人的特点和生活习惯。他发现蒙古人“爱喝茶”，“一个蒙古少女一天喝十几碗，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成年男子则能喝上二三十碗。”他又觉得蒙古人“酷爱闲聊”，“他们见了面，首先打听的便是有没有什么新闻。对他们而言，跑上二三十俄里的路，向亲朋好友通知一条消息，不过是‘举足之劳’。”

这些从异邦视角得来的观察和结论，哪怕在今天看来，也十足有趣。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生著述不下百余种。一百多年前，普氏这类科学探险著作，对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界，有着振聋发聩的效用。伟大的作家、普氏崇拜者契诃夫说：“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因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感召下，契诃夫身体力行，创作出了他唯一的一部纪实作品《萨哈林岛旅行记》。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则评价道：“在近代西方对古老中国‘探索与发现’的奇崛大剧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先驱，传说与传奇都源于他把神秘的内陆中国呈现给了西方世界，而他的呈现是如此细致有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仍可以从中受益。”

南都专访译者王嘎：

中亚依然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域

重新修订知识上的错误、漏洞

南都：是什么原因让你起意译介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这本书？

王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四次中国考察和探险被称为“中亚之旅”，这是一个“大中亚”概念，除了现今的中亚五国，还包括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和蒙古。我本科和硕士阶段读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后转向国际政治，博士论文就以“中亚五国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为主题，所以我对中亚历史地理向来怀有兴趣，相关阅读犹如“纸上的游历”，神游于天高地阔的荒原，以陌生化的玄想延长感受力。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其实是此书的再版和修订，初版要追溯到二十年前，当时我在新疆大学工作，新疆人民出版社有一个“亚洲探险之旅”丛书，这本书也在计划内，出版社邀我参与翻译，正式出版时改名为《荒原的召唤》。

普尔热瓦尔斯基祖上是波兰裔，这个姓氏在波兰语里由“经过”和“勇敢”两部分组成，似乎暗含了这名沙俄军官一生的命运：欧亚腹地的经行者，勇气十足的冒险家。他的首度中亚之旅就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轰动，不仅为绘制可靠的中亚地图奠定了基础，也为中亚地区地理学、民族学及动植物群落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柏林地理学会一位会员稍后评论说，学者们阅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作品，“仿若从黑暗的房间迈入阳光灿烂的世界。”这样的称颂今天看来似乎显得夸张，但普氏在中亚地理探险史的开创性地位毋庸置疑，其作品充满探索精神，资料详实，朴实无华，远胜于掉书袋式的炫示。很多中国读者未必知晓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何许人，对于著名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却不陌生，这正是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重大成果之一，即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了野马种群，1881年，俄国生物学界以其姓氏为野马正式命名，随后得到普遍接受。

基于以上缘由，我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合作，将重新修订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纳入“尺寸·先行者”丛书。

南都：翻译这本书在语言上有什么难度？

王嘎：原著难点在于书中相当密集的动植物学知识、边疆史地知识、旅行路线的考证等。

在2016年出版的译著《帕斯捷尔纳克传》里，我做了1300多个注释。译者理应为预期中的读者提供某种背景，以便理解文本与情境。道理很简单：假如一个中国人写了一本1000页、脉络繁复的《鲁迅传》，对于西方读者一定是非常艰难的，所以需要相应的信息输出。这也是我在多年翻译经验中养成的习惯。

《蒙古与唐古特地区》尽管我以前译过，但这一次也花费了足足一年，主要是修改专业知识的错误，弥补漏洞。比如书里多次提到并引述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作者是一名法国传教士，俄语译名为Гюк，原先所有俄语译者包括我在内，都将这个在其他文献中也时常出现的名字按发音译成“丘克”。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译！这次借助互联网，我才发现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丘克”其人，而只有古伯察（Joseph Gabet，1808—1853）。原来，古伯察同样是中国西部探险史上的“大人物”，他在19世纪40年代到中国边疆地区探险，历经艰辛抵达拉萨，写就《鞑靼西藏旅行记》这部厚重的作品，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影响巨大，二者行进路线有颇多重叠，而拉萨也是普氏的终极梦想却未能实现。在本书中，作者经常引用或批驳古伯察的相关记述，试图纠正他当年对青藏高原的认知错误。普氏言论在俄国人中当然叫好，在同时代的法国学界却引起反驳，称普氏固然了不起，对古伯察的态度却未免酸葡萄心理。

契诃夫为此写了《萨哈林岛旅行记》

南都：据说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契诃夫是同一时代的人，后者还多多少少受到他的影响？

王嘎：你的提问涉及俄国探险史跟文学史之间的渊源。契诃夫生卒年比普氏要晚得多。契诃夫1860年出生，这时年轻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已在军中服役，同时一边从事他喜好的打猎，一边学习动植物学，期盼有朝一日踏上欧洲人尚未涉足的遥远国度。普尔热瓦尔斯基为此做了许多功课，研究了俄国来华传教士累积起来的汉学知识，例如《蒙古与唐古特地区》多次引用的雅金夫·比丘林神父的著述。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的太阳”，曾将自己翻译的《西藏志》《三字经》赠给“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激发了后者对中国的想象与热爱。

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但是他的书写成之后影响了契诃夫，某种程度上也许催生了契诃夫非虚构写作的意念。1890年，三十岁的契诃夫离开莫斯科“腐朽的知识界”，来到萨哈林岛这片关押重刑犯的极苦之地，用三个多月走遍全岛，调查了近万名囚犯和移民的情况，又耗时三年，写下平生唯一的大型纪实作品——《萨哈林岛旅行记》。另外有研究者指出，普氏形象也投映于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化身为其短篇小说名作《决斗》（1891年）中的重要角色冯·柯连，一个年轻的动物学家，“一个极优秀极聪明的人”。

南都：我们今天对于蒙古及中亚地区已经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您认为这样一本书对当代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嘎：我个人感觉，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关于蒙古或中亚的深度认知，未必如想象那样触手可及。你可以足不出户，置身于英美文化的情境中，就连生活方式也仿佛打上了西方主流文明的“现代性”标记。相形之下，昔日欧亚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带则显得相当遥远，面目模糊，像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居。《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这类看似老旧的冷门作品，反倒有可能让当代读者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信息，以此塑造某种新的中亚印象。

我们知道，普尔热瓦尔斯基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素以“三斯”并称，但这两位西方“后辈”主要是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探寻欧亚腹地的奥秘，普氏则更偏向于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及生态系统的探索发现，直至学科日益细化的20世纪之前，这些门类又可统称为“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从《蒙古与唐古特地区》的内容来看，作者可谓名副其实的博物学家，他每到一地，先是对山川形貌、河流走势、气象变化予以宏观描绘，完成天文和水文观测，继而是动植物群落的细致分类，这种通过实地考察、由整体到局部的写法，为广义上的中亚自然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普氏笔下，从蒙古高原到祁连山脉及青海湖周边，大自然既严酷又慈爱，既贫瘠又富足，而如今许多动植物却已极度稀少或踪迹全无，对比普尔热瓦尔斯基当年的记述，或许也会让读者感叹沧海桑田之变。令人深感惊异的是，在1883—1885年的第四次中亚探险中，普氏甚至接触过生活在北疆和南疆的老虎，详细描述了老虎的习性、当地人的所见所闻和猎捕活动。

此外，普尔热瓦尔斯基还用两章的篇幅，从人类学和民族学出发，对蒙古人和唐古特人进行了集中考察，并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时常伴以颇为犀利的分析与评议，今天仍不失人文史料价值。

随着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出版界将目光投向与此相关的译介。由于地缘临近和沙俄帝国扩张，从明末清初直至“十月革命”前夕，俄国传教士及探险家的足迹遍布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留下丰富的记录，普尔热瓦尔斯基显然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正如俄国史专家张昊琦先生所说，《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这样的作品有助于读者藉由“他者”视角和历史观照，积累更多关于“一带一路”的“在地”知识。

南都：我在书里读到，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个人还喜欢猎杀动物？

王嘎：普尔热瓦尔斯基猎杀动物有两个原因：这是一场漫长的苦旅。考察队经常无法进入城镇或村落，停下来住宿，补充给养，只能通过打猎来补充下一段行程所需的肉食。另一个原因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作为动物学家，要在沿途采集和制作标本，其本人也精于此道，且乐此不疲。据他的传记作者评论：“彼得堡的专家们，但凡有机会见到普尔热瓦尔斯基从遥远的中亚地区运回的动植物标本，无不对这些标本的数量和完好状况、对他高超的制作技艺表示惊讶。”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南都：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普尔热瓦尔斯基其人？

王嘎：这个问题首先又让我想到契诃夫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评价。1888年8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第五次中亚探险，10月中旬行至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附近，染上伤寒，暴病而死。契诃夫随即为他写下悼文，将他跟英国探险家斯坦利、利文斯通相提并论，并称颂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则是“体现着崇高道德力量的献身者”，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其生活的意义，“但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对的。”

然而，从“他是对的”背后，还需要看到极具争议性的另一面。普氏既有浓厚的“自然之子”的精神气质，又受到强者逻辑的驱使，深信凭借强有力的信念与行动，即可征服整个“未知的世界”，以至于面对无辜的中国民众，他一再强调“高超的射击本领，就是最好的护照”。他以文明人自诩，却曾在青藏高原数次制造血案，先后射杀三十余名藏民。作为渴求一番伟业的沙俄军官，他骨子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挥之不去，其科学探险并非以纯科学为目的，而是带有殖民扩张的强烈使命感。诸多事实表明，在中国近代边疆史上，普尔热瓦尔斯基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其人其事未必“总是对的”。

南都：普尔热瓦尔斯基有哪些后继者？

王嘎：19世纪下半叶，中亚的布哈拉、希瓦、浩罕三汗国相继被俄国攻陷。为争夺新疆、西藏继而“直叩印度的大门”（恩格斯语），俄国同英国展开“大博弈”，接下来不到五十年间，凭借沙俄政府及军方的支持，有三四十支俄国考察队进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在此进程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无疑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后继者包括波塔宁、佩夫佐夫、科兹洛夫、波兹德涅耶夫、罗博罗夫斯基、萨波日尼科夫等。其中跟普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科兹洛夫，几乎就像普氏年轻时的翻版，不仅成为他第四次中亚探险的助手，而且在他去世后独当一面，屡次完成蒙古西藏之旅。1908年，科兹洛夫一行在阿拉善境内意外发现西夏故城黑水城遗址，随后发掘出三千余件古代文物及八千多号西夏文献，一举震惊世界。另外，波兹德涅耶夫根据两次考察撰写了《蒙古及蒙古人》，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至今仍被视为蒙古学研究领域绕不开的巨著。

南都：类似的探险考古发现目前还在继续吗？

王嘎：这方面我了解甚少，只能就有限的个人见闻略谈一二。2015年以来，我有幸参与了中国西北大学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开的联合考古，学术目的是寻访古代月氏人自中国北方西迁中亚的考古学文化，经过大范围考古学调查与发掘，初步确认了古代康居和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在国内外考古学领域引起热烈反响。2018年夏季，我随同西北大学考古队参观了国内五家文博单位或高校各自在蒙古国境内的发掘现场。洛阳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中蒙双方在杭爱山山麓对古代匈奴贵族墓葬开展发掘，2019年12月，他们的成果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据我所知，无论在蒙古国还是在中亚地区，中国境外考古在人员、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日益加大，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

（王嘎，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法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